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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凉山,诗歌是缝补文化记忆的针线

人民网

9月以来,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36岁的彝族诗人杨东林正为筹备个人诗集而集中创作。一个多月前的8月4日至5日,他和国内外的一些诗人聚在泸沽湖畔,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第三届泸沽湖诗歌季。诗人们吟诵自己的作品,湖水波光粼粼,风把诗句送向远处。

这些诗人中,大部分来自“小凉山诗人群”,杨东林也是其中之一。这个从20世纪80年代发端、延续至今已逾百人的创作群,年龄从70后到00后,他们在国内不同的地方读诗、写诗、改诗,从未中断。

如今在宁蒗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杨东林爱上诗歌并开始创作,源于现任宁蒗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罗斌(笔名阿卓务林)的启发。多年前,他们都在宁蒗县的一个乡镇工作,彼时,罗斌已是“小凉山诗人群”中的一员,他的诗集《飞越群山的翅膀》让杨东林眼中原本熟悉而寻常的小凉山变得细腻、深情,写工作简报、新闻稿的杨东林从此多了一个诗歌写作的习惯。多年来,他一直在“用诗歌的方式讲小凉山的味道”,比如他把自己驻过的村所有村名都写入诗歌中。

这是“小凉山诗人群”共同的特征:诗歌里“有苦荞粑粑的味道、苏理玛酒的味道、猪膘肉的味道”。

宁蒗彝族自治县也被称为“小凉山”,这里生活着彝族、普米族等11个世居民族。20世纪80年代,一些宁蒗当地的青年诗人带着沾有小凉山泥土和泸沽湖水汽的诗歌,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他们的出现被认为“结束了小凉山只有口头文学的历史”。此后,越来越多的本土和在外地的宁蒗籍创作者加入“小凉山诗人群”,他们通过诗歌,将古老的歌谣、传说和民族记忆“翻译”成现代的语言,为小凉山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民间备忘录。100余位诗人作品见诸各级刊物,出版诗集20余部;何顺明、殷海涛、拉木·嘎吐萨、鲁若迪基、曹翔5位诗人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凉山诗歌现象”被写进云南当代文学简史。

“小凉山诗人群”的诗人来自各行各业,没有经过专业化的训练,这种“非专业”的写作状态,反而让他们的诗歌少了许多条条框框,多了几分来自生活现场的粗粝与真诚。

在丽江市委政法委工作、写诗10多年的独支拉姆,是“小凉山诗人群”的核心创作者之一。大学毕业后,她就职于宁蒗县公安局,是摩梭人中第一名从警的女性。有人说公安工作与诗歌创作有巨大反差,独支拉姆想了想,说:“两者之间也有共性,都是追求人世间的真善美。”

“小凉山本来就是很有诗意的一个地方。”独支拉姆说,住在雄伟的格姆女神山下和泸沽湖边,划船、劳作、打酥油茶,都是一首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诗人,他们不是用笔写诗,而是用口、用镰刀、斧头。她出版的诗集《阿妈的火塘》,是摩梭女诗人的第一部诗集。在独支拉姆心中,“阿妈的火塘是世界上最温馨的地方”。

90后卢金星加入“小凉山诗人群”,源于宁蒗县一份文学刊物向在外读书的宁蒗籍大学生征稿,当时在云南师范大学就读的卢金星的投稿被采用。那期专门为年轻诗歌创作者出的专辑,给卢金星“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他不仅在专辑上看到优秀作家的作品,也看到和他一样的诗歌爱好者在进行创作。

如今已在宁蒗县教育体育局工作的卢金星,教育政策落地、乡村学校建设、教师发展等都成为他的诗歌素材。“职业就是现场。”他说,诗歌需要的不是怀旧挽歌,而是记录社会变迁。路是通往外界的通道,也是外界走进来的入口;诗歌也一样,是连接内外世界的方式,因此不应该迎合猎奇,而是要成为“祛魅”的媒介,成为真实生活的记录载体,而非旅游广告的注脚,这样才能弥合想象与现实的沟壑。

另一名90后马海阿晶嫫小学六年级时,就在语文课上听老师读过“小凉山诗人群”领军人物鲁若迪基的诗。大学期间,一位师哥将她拉入“小凉山诗人群”的微信群,在这个前辈诗人引领、氛围如家人般温暖的创作共同体里,诗歌创作成了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部分”。

马海阿晶嫫大学毕业后曾前往新疆、西藏当了4年乡村教师,2023年,她回到家乡宁蒗,接手外婆、母亲经营多年的苹果种植事业。“教育与农业看似不同,但内核一致。都是扎根土地、陪伴生长的过程。教学生,是培育人的可能性;种苹果,是照料土地的生命力。”在她看来,写诗带不来经济上的支撑,但它可以喂养每个热爱生活的人的灵魂。而反过来看,工作也在喂养她的诗歌。因此,她希望写下的诗能触摸到这片土地真实的肌理,而不是被滤镜美化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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