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前的所有文献，都是职事文献，都具有特定的话语权。

职事意味着某种制度和传统，它又是怎么转化为话语权的呢？

在宗教盛行的殷商时代，话语权来自神灵。商王盘庚迁都，遭到臣民反对。他召集众人说：他将在祭祀自己祖先时，同时祭祀臣民的祖先，并在仪式中汇报子孙的所作所为，由祖先神灵降下惩罚。对于殷人来说，这不是威胁，这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祭祀权就是话语权，假借神灵就是最正当的话语方式。周公制礼作乐，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转化。《尚书》诸诰中“王若曰”这个固定格式，日本学者白川静指出“若”的甲骨文像一个长发者仰天而跪、双手举起的舞蹈状，意味着诰是在仪式状态中假借神灵名义进行的话语行为。周公的训诫，仍然借助仪式的神圣性，但他大大强化了德的理性内涵，将天命与人的道德行为挂钩，即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中国文化从宗教向理性转型的关键一步。

春秋礼崩乐坏，史官和祝官丧失了原来的仪式权威，贵族大夫开始成为新的文化主角。他们迫切需要话语权，于是发明了“信而有征”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征引《诗》《书》礼乐，将自己的言论与古代宗教礼乐传统关联起来，从而获得合法性。这在春秋时期几乎是一种通用手法。大夫们开口必引古训，不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因为只有这样，话才算数。“信而有征”将神圣的职事文献转变为世俗经典，经典阐释随之兴起。征引是自立己意，传释则强调一切思想来自经典，两者看似不同，本质上都是将自己的话语权追溯到更古老的权威。征引和传释，成为儒家两种最基本的话语方式，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话语形态。

那么，诸子百家能不能算是完全脱离了职事传统的个人创作呢？算，也不算。因为最初的诸子仍然需要依附或借鉴某类传统职事，才能形成有效话语。比如《墨子》，其理论体系深受郊祀礼的影响，而与专事宗庙祭祀的儒家有了区别。再如《庄子》一书，排列汗漫无稽之故事，立论常在有无虚实之间，重启发而非说服，它所承袭的是古优的话语传统。早期的诸子们遇到的问题是：我怎样说，你才信？所以才会依附一个传统的话语方式。但随着诸子的写作实践积累而自成一个著述的传统，后期诸子，如《荀子》《韩非子》等，就不再依赖职事传统了。

本书认为，从殷商中晚期到西汉中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奠基阶段，其核心就是依赖经典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中国古典传统”的奠基期。本书以制度、话语、观念为建构中国古典传统的三根支柱，文献则是这一文化形态的载体与表征。依据这样一个文化模型，本书一方面解读各种上古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又在讨论这些经典是如何建构起中国古典传统的。

以《诗经》为例。《诗经》最为关键的观念是“诗言志”，其所涉及的制度是仪式用诗、外交赋诗、诗教等，儒家学者凭借《诗经》的观念和内容构建了一个伦理教化的体系。这是如何形成的呢？诗在宗教仪式中起着沟通天人的作用，这一功能启发了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卿大夫们可以通过赋诗而轻易地达成艰难的外交沟通，就是利用诗的神圣性特征。卿大夫将这种方式借用到日常表达，这就是“引诗言志”，它是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最为流行的话语方式。孔子教诗，进一步将诗从礼仪乐舞中独立出来，所谓“诗亡隐志”，是说诗里包含有所有的伦理法则，确立了教诗、论诗的合法性。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以意逆志”，使得说诗者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汉代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经典文献有了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不同方面，“诗言志”又被《毛诗序》改造为一套完整的政治教化理论体系。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到，由“诗言志”衍生出一系列观念，每一个新观念的出现，都意味着话语权的传递、话语方式的嬗变，这个观念体系也呈现了某个文化形态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国古典传统的一个独特面向。

在这部书中，我们对史、祝、宗、工等各类职事进行了细致考辨；对卜辞修辞、神道设教、立言不朽、信而有征、文献经典化、微言大义、实录与虚饰、百家言黄帝等具体的话语方式及其功能进行了还原性研究；对诗言志、三不朽、兴观群怨、德与道、道统、五德终始等重要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六经、诸子、史传、甲骨卜辞、彝器铭文、诅盟辞、谶纬文献、画像石等各类文献进行了新的阐释。全书按照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五个历史阶段依次展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传统奠基阶段的完整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