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知识观念与文献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蕴藏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源头活水。其中，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文献对文化发展影响尤深。

长沙子弹库楚帛图书摹本 图片选自《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四卷本） 过常宝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片选自《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嘉祥县洪山画像石 图片选自《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在多数经典文献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秉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认为《诗》《书》《礼》《易》《春秋》出自圣人垂范，并非神灵或神灵启示的产物。所谓圣人，无论在孟子笔下，还是在汉代经学家的阐释中，都只是崇高的文化角色，不具备神性内涵。那么，中国人对经典的深度信任究竟从何而来？厘清这一问题，需要回归经典生成的文化语境。而回归语境存在两条不同的学术路径：其一，依托历史背景解读文献内容，能够打破后世经学家构筑的重重壁垒，提升文献阐释的准确度，却仍难以回答信任何以建立这一核心命题；其二，立足历史背景考察文献功能，从这一视角出发，文献的生成形态及其文化建构意义，都与话语方式紧密关联。唯有厘清上古话语方式，方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形成逻辑，这正是本研究的旨归。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于2011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集结一批认同该研究路径的青年学者，历时十载，数经修订增补，最终完成四卷本《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本书对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之间层层递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展开结构性研究，提出“中国古典传统”这一重要学术概念，揭示早期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与成熟历程，对早期中国主流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阐释，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传统观念认为，《周易》是周文王所作，《春秋》是孔子所作，《老子》是老聃所作……总之，每一部经典背后都有一位圣人。这种看法不能说全错，但它遮蔽了文献形成的真实过程。

我们的研究发现，战国之前的文献，其形态与内容，根本上取决于产生它的职事制度。我们以《春秋》为例。《春秋》的叙事方式历来令人费解：语言极度简省，大量事件载录只有寥寥数字，只是“某年某月某事”，没有任何说明。刘知几认为“叙事之工者，以简约为主”，是一种文章风格的追求。但这个解释很勉强：简略到看不懂，还算是一种风格吗？如果《春秋》的写法不是一种风格的体现，那是什么呢？答案其实藏在《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一句话里：“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这里的“告”，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普遍通行的告庙仪式，诸侯若发生重大事件，须派史官到设在鲁国的周人宗庙告祭，鲁国史官负责著录。这种告庙文献是给神灵看的。神灵无所不知，不需要人的指点，所以不必告诉神灵谁对谁错，当然也不能有原因、过程等描述，因为这些描述还是会推导出对错判断，所以，告辞的简略，是面向神灵的著录规则，是宗教仪式的内在规定。依照鲁国宗庙周期性集中呈告的制度，形成了季节性排序，这就是《春秋》最原始的形态。

但故事还没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告庙制度也跟着松动。史官们开始借着著录的机会，在规范格式内隐晦地表达对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于是有了“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在规范化的表述基础上，以某种局部的变异、错位、缺省等方式留下史官的疑虑、暗示等标记，从而寄寓了史官的褒贬判断。这种做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史官职事以及告辞本身带有宗教的神圣性，一旦留下“非礼也”的印记，则难逃天谴。当然，一般人很难读懂“春秋笔法”，但当事人、神灵应该会懂，这对于史官来说就够了。《春秋》能成为意识形态经典，还在于孔子的删订和阐释。孔子根据其他形态的“史记”还原了历史事实，并总结出史官们隐藏于“春秋笔法”中的褒贬原则，这才使得《春秋》成为一部政治伦理的典则。《春秋》作为经典的合法性来源于它背后那套仪式制度。

再比如《老子》这部书，一向被视为老子个人的哲学创作，但如果仔细分析各章的结构，会发现每章通常由三个层次构成：格言性的语文本、阐释性文本，以及指导侯王的应用性文本。借助“语”来训诫君王，在春秋之前，是太祝的职事。《逸周书·周祝解》在文本结构和训诫功能上与《老子》高度吻合。《老子》的源头就是祝官文献，或者它本身就是一部祝官文献，史称老子任柱下史，而当时祝、史并不严格区分。也就是说，《老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创作，而来自那个代神立言、训诫侯王的祝官职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