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文化遗产的相遇，带来的不仅仅是数字化保存与虚拟修复，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关乎遗产能否获得新的生命形态，能否在时代的流转中持续焕发活力。这一命题的展开，需要我们超越单纯技术的视域，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审视人工智能与文化遗产的关系。

游客在洛阳龙门石窟数字化展厅内参观。张光辉摄/光明图片

小学生通过VR设备观看非遗表演。戴庆福摄/光明图片

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目标，不该只是让“过去”不消失，还应该让遗产继续参与当下的创造

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图像始终依附于物质：壁画依附于洞窟，彩绘依附于建筑，经卷依附于纸张，雕塑依附于石材，物质让图像获得形态，也让文化承受了时间的侵蚀。颜料会褪色，木构会朽坏，丝绸会脆化，一些建筑和器物会在历史中消失。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这种消逝。但是，如果文化遗产数字化只是将遗产扫描、拍摄、存储，那我们得到的依然是一个静止的档案，因为它仅仅保存了遗产的“形”，维持了建筑遗存的原始风貌，固定了非遗的表现形式。以“形”为本的保护思路固然必要，却未必能延续遗产的“命”，真正的文化生命远非静止的实物保存，而在于持续生成。

中国传统思想对生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周易》说：“生生之谓易。”所谓生命，不仅是维持原状，更是持续生成、不断变化。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也认为，生命不是机械地重复自身，而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创造过程。在这些思想中，生命都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与环境发生关系、不断产生新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真正的生命，不只在于它存在了多少年，更在于它今天还能否被感知、被理解，进入新的经验，激发新的创造。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目标，不该只是让“过去”不消失，还应该让遗产继续参与当下的创造。人工智能的特殊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应该只是文化遗产的“数字档案员”，还应该成为文化生命不断延续的参与者。

人工智能赋予遗产的，不只是数字生命，更是一种“关系的生命”

过去我们谈文化遗产保护，关注的往往是“对象”——一幅壁画、一座建筑、一件器物。人工智能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对象转向关系：遗产与人的关系、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个观点：人工智能赋予遗产的，不只是数字生命，更是一种“关系的生命”。

一件文物如果缺乏合适的展陈环境，长期沉睡在库房里，虽然物理意义上仍然存在，但它与公众、社会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减弱。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图像识别、知识关联、生成影像和交互叙事，让一件孤立的文物重新进入广阔的文化网络：它的纹样可以与同时代器物相互印证，它的造型可以与历史礼制相互解释，它的流传可以与古代交通和文明交流建立联系。有了人工智能的赋能，文物可以不再只是玻璃柜中的一个“物”，而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不断展开的“文化节点”。比如，面对一幅残损的壁画，人工智能不仅可以补全缺失部分，还可以呈现颜料来源、绘制技法、人物服饰以及相关历史场景；面对一座消失的古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复原城墙和街道，还可以根据不同时代的资料，模拟城市形态的演变。总之，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单一结论，而是一个历史生命如何发生、变化并延续的过程。

法国思想家西蒙东曾强调，个体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结果，而是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不断“个体化”的过程。文化遗产同样如此。它的意义从来不是在诞生之初就被永久固定，而是在一代代人的观看、解释和使用中形成的。人工智能扩展了这种关系，让遗产能够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语言、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生成不同的叙事入口。因此，人工智能真正降低的，不只是文化传播的成本，更是人与遗产建立关系的门槛。

人工智能不仅能复原已经发生的历史，还能打开一种“可能性的考古”

人工智能在文化遗产领域最常见的用途就是“复原”：让残损的变得完整，让褪色的恢复鲜亮，让消失的重新可见。但如果我们只把人工智能理解为“复原”工具，就低估了它的价值。因此，这里我提出第二个观点：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复原已经发生的历史，还能够打开一种“可能性的考古”。

考古工作主要依据遗址、器物和文献，研究历史实际上发生过什么，而人工智能可以在可靠的史料和学术规则的约束下，生成多种具有合理性的解释方案，帮助我们思考“历史还可能是什么样？”一处只剩基址的建筑，其屋顶、彩绘和内部陈设，可能存在多种复原路径，一件缺失大半的器物，也可能有不止一种完整的形态。过去，由于制作成本较高，这些假设通常只能停留在文字和图纸上。现在人工智能则可以迅速将不同假设转化为可观看、可比较、可讨论的图像。这里的关键，不是让人工智能替我们宣布唯一答案，而是让它把历史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来。真正负责任的智能影像，不应该把推测伪装成事实，而应让证据、推论与想象各自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