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夏时节，四川省巴中市，记者跟随熙熙攘攘的游客一起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展柜中的几张泛黄布币，引得大家纷纷驻足。

故事还要从1933年初冬讲起。那时，红军刚在川北站稳脚跟，部分群众对“苏币”的信用仍有疑虑。不久后，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打破了这种僵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以下简称“工农银行”）将储备的金条、银圆、珠宝等物资摆放出来，公开举行“赛宝会”。

“除了举行‘赛宝会’，在货币发行后，工农银行还通过多项措施推动苏币流通、统一苏区币制，有效整顿了混乱的金融市场，维护了群众利益，保障了军需民用，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通江县文物局原局长龚道勇说。

布币不大，常用漂白细布或阴丹士林布制作，长约15厘米，宽约8厘米。正面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背面是“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字体朴拙，语言质朴，油墨甚至有些晕染，可每一张都蕴藏着红军为民的初心。

红军入川之前，四川长期处于军阀防区制统治之下，连年的混战让众多家庭支离破碎，逐年增加的苛捐杂税和重利盘剥也让百姓苦不堪言，加之货币混杂、流通混乱，全川经济凋敝不堪。四川人民迫切期盼解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货币发行后，工农银行多措并举稳定币值，整顿金融市场，工农群众财富不再被白区掠夺，不少商人重新返乡经商，农副产品购销两旺，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这正是布币正面那句话的愿景，回答了红色金融为谁而办。

“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布币背面的这句话，回答的是怎样办金融：发展生产、服务经济、保障民生。初时，川陕苏区部分财经干部仍以“打土豪没收”为主要收入来源，忽视了经济建设。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对此现象提出纠正，强调“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找”。

金融一旦扎根泥土，长出来的就是粮食、工厂和人心。

让金融“活水”流向田间地头——工农银行在设立分支机构的各县发放农贷，同时创新了实物贷款。穷苦农民没耕牛、没种子，村苏维埃调查评议并公示通过后，农民可到银行借一头牛、一袋麦种。

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工业——工农银行大力支持兴建了兵工厂、铁工厂、被服厂、纺织厂、草鞋厂、粮食加工厂、盐厂等众多军需民用工厂，私营工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兴起与复苏，大大丰富了苏区的物资供应。

不靠“打土豪”，要靠“建家园”，这是一场从取到予的金融革命。在工农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下，川陕苏区还成立了生产、消费、信用等各类合作社，帮助广大农民掌握买卖借贷各环节的自主权，削弱封建剥削，改善群众生活。

“仅仅一年，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就大为改观。”开国少将傅崇碧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不仅农业连续获得丰收，军工生产、民用工业、财政、金融等各行各业，也都逐渐发展起来。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向川西转移，踏上长征之路。工农银行随军转移，途中坚持印发布币、纸币。同年10月红军进入藏区后，因藏区只用银圆，工农银行遂停止发行苏币，金银资产转为行军经费，继续保障队伍远征。

如今，重走这条路，通江县城里的工农银行旧址依然可寻，得汉城村中的造币厂旧址修葺一新，旺苍县城里的中国红军城烟火繁华。清风吹过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青山坡上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无言凝望山河。

今天的四川，红色金融精神滋养出极富活力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全面推进，助力区域经济蓬勃发展。一个“韧性强、潜能大、动能新、民生实”的天府之国，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说的是为谁办金融；“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讲的是怎么办金融。90多年前曾写下的答卷上，墨迹依稀尚存。今天，当我们追问初心，答案依然藏在那张布币中：不负人民，方得人民不负。

走进位于通江县得汉城村的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旧址，我们先看到的不是造币机器，而是展柜里静静躺着的一张布币仿制件。灯光落在泛黄的布料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十一个字，油墨已沁入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