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也可能是政治秩序的威胁。“人民之声即上帝之声”，这一表述最早或出现在查理曼的顾问阿尔昆的书信中。阿尔昆建议查理曼，不要听从人民的意志，因为“群众的叫喊总是接近疯狂”。700多年后，马基雅维利对这一格言的阐释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在他看来，“普遍意见的预判之准确，令人惊叹”。中世纪社会依靠口耳相传的社会声望，维系自身运转平衡；但是，也有另一种借助口耳传播的信息，它会动摇公共秩序，造成集体恐慌，这就是谣言。在编年史家的笔下，叛乱者往往发出不祥的声音，这些声音意在破坏既有统治秩序。“喧哗”意味着民众明显的不满与歧见，“低语”意味着叛乱者的密谋，“叫喊”是叛乱爆发的标志。1280年布鲁日的叛乱被称为“穆拉马耶”，这与叛乱者发出的声音或者低语有关。不久之后，在德国的吕贝克和马格德堡，人们也用类似的名称指称城市骚乱。信息的口耳传播渠道对于构筑人的社会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于13世纪加泰罗尼亚哲学家雷蒙·卢尔在五感之外，引入“言语”作为第六种感官。

听觉也是中世纪文化生活中的关键感官。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低声阅读和默读，但高声朗读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阅读形式，这也使得阅读行为普遍带有公共表演的色彩。高声朗读的场合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在教堂中诵读仪式性文本，也可以是在宫廷中，在众多王公贵族面前，朗诵某部用通俗语言撰写的编年史。即便是大学教育，口头环节的重要性也远胜于书面。例如，对于无法拥有整部《民法大全》的法学生而言，听记是学习最重要的环节。大学考试采用口试形式，在论辩中考查学生对经典文本和关键论据的记忆与使用。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通过说唱传播的历史故事，比编年史中的文字更深入人心。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欧存在某种集体记忆的话，这种记忆主要是通过听觉塑造的。

在拉丁语不再是学术与文学的唯一语言后，欧洲各民族所使用的通俗语言开始拥有美学意义，成为正在孕育之中的民族情感的核心组成部分。成文于14世纪末的法语教材《语言的说法》告诉读者，法语是拉丁语之后，“世界上最美丽、最优雅、最高贵的语言”。法兰西民族英雄贞德在接受审判时，将对法兰西王国和民族的信仰，归因于自己听到天使显灵的声音。当被问及米歇尔及众天使说的是什么语言的时候，贞德答道，他们的声音“美好、温柔、谦卑”，而且说的是法语。可见，通俗语言正日渐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其语音之美是民族自信的重要来源。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强烈依靠听觉而维系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试图调整、管制声音，从而实现宗教和世俗的和谐的世界。但随着书面文化在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渗透，尤其是中世纪末期印刷术和纸张的推广进一步提升了视觉媒介的地位，听觉的社会文化功能有所弱化，逐渐扮演辅助和从属角色。伴随着中世纪晚期深刻的政治社会结构转型，一种新的、愈加以视觉为中心的感官文化渐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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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