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反思启蒙理性的过程中，日益关注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感官史、情感史研究随之兴起。其中，感官史研究打破文本和视觉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将听觉、嗅觉等身体感知纳入历史范畴，关注不同时期感官等级序列的演变以及感官的社会与文化建构，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畴，推动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本期刊发的文章聚焦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三个历史阶段，分别选取听觉、嗅觉、视觉三大感官维度，考察各时段感官序阶的变化以及原因，不同感官体验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构建、文化认同的关系等，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

作者：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西欧中世纪史的感官维度关注增多。既有研究揭示了西方感官文化的历史变迁，也提醒我们注意一种在中世纪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感官——听觉。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起，哲学家们就将视觉与听觉视为比嗅觉、味觉和触觉更为“高级”的感官，因为它们无需直接接触，就能够觉知事物之间的比例以及和谐与否。在中世纪西欧，不乏有人像日耳曼神学家拉班·莫尔那样，将听觉奉为“最完美的感官”。

中世纪是一个喧闹的时代。教堂清脆悠扬的钟声，集市中嘈杂的叫卖声，工坊沉重又有节奏的金属敲击声，牲畜此起彼伏的叫声，战场上的战吼声和兵器声……一切看似杂乱无序，却构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声音图景”。那么，听觉究竟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中世纪西欧社会？

首要而言，听觉参与塑造中世纪西欧人的信仰世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的政治信仰。在中世纪神学家看来，听觉是一种虔诚的感官。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起教堂中的音乐和唱诵，使其“虔诚的心绪愈发强烈”。在12世纪神学家里尔的阿兰笔下，听觉是“神学”女神选择的那匹马，带领“实践智慧”进入天国。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依然相信，听觉才是理解真理最可靠的途径。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宗教仪式可谓是全方位的感官盛宴，听觉在其中不可或缺，与其他感官协同激发信众的宗教情感。中世纪教堂的建筑结构和布局，有助于保障布道演说和宗教音乐获得较佳的效果。教堂中的雕塑、器皿以及图像往往附带铭文，方便信徒高声朗读，唤起共同的宗教记忆。

西方世俗政治信仰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中世纪教会仪轨的启发，通过多重感官体验塑造民众对君王的敬畏与热爱。以法国国王的祝圣加冕礼为例，根据10世纪《兰斯教会史》的记述，在法国第一位基督教国王克洛维于兰斯受洗加冕的过程中，人们看到超自然的光芒、听到上帝的声音、闻到甜美的芳香。而在此后的各类国王加冕礼仪轨书中可以看到，加冕仪式上念诵祷告文本和咏唱颂歌等听觉表演，均有严格的次序，并且要在特定的位置进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声音相互呼应。新即位的国王需在主祭坛前宣誓捍卫教会、维护和平、伸张正义，并效法上帝的榜样仁慈待民。观众的高呼声亦至关重要，象征着人民对国王的认可和支持。

听觉在塑造信仰之外，还调节着中世纪人的日常生活。中世纪的人们因为身份地位和职业不同，有着不同的活动半径。但是，有一些声音是他们生活中共同的调节器。手摇琴的声音让人不自觉地放下手头的活计，手拉手加入到卡洛勒舞蹈之中。教堂钟声则提醒人们每年、每月、每日的节奏。它召集村民参加弥撒，提醒村民危险临近，告知村民有宗教节庆或是婚礼。钟声覆盖的范围，也就是村民生活的核心空间。城市也有自己的钟楼，这些钟楼高耸而雄伟，是城市的地标，也是其政治自主权的象征。城市钟楼唤起城市居民的集体行动，通知紧急事件，督促市民迅速做好准备。

声音的调节功能，使其成为维系政治及社会关系的纽带。四处游走的“叫喊者”是传播各类信息的核心角色。商人叫喊者穿越城市大街小巷，推销商品；公共叫喊者则站在十字路口或是重要的政治、宗教场所前，向居民宣讲最新的政治活动或法律法规。叫喊声定义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伴随他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佛兰德尔的习惯法以及13世纪德意志贵族埃克·冯·雷普高编纂的《萨克森明镜》中，婴儿第一声啼哭如若“响彻房屋四周”，家族财产便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他的身上。而在葬礼上，集体的哭泣和叫喊亦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口头传播胜过书面的时代，成文法也必须在公共场合宣读颁布，场面相当隆重。权力在公共叫喊者嘹亮的嗓音中得到巩固，而被统治者则通过静默表示同意。在期待已久的和约最终颁布的时候，民众也会发出“喜悦的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