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花生科技小院，学生们在田间完成取土后，收获感满满。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202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肯定同学们“自找苦吃”的精气神，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

在河南，就有这样一群“自找苦吃”的年轻人。他们一年在村里驻扎超过200天，测土配方、水肥管理、病害防控，一项一项教给老乡。数据不再是论文里的表格，而是地头的一袋肥、一壶药、一次及时的提醒。

从2012年全省第一个科技小院建成至今，河南已有30个国家级科技小院、126个省级小院，覆盖2100余个村庄，培训人数超500万人次，技术辐射超5000万亩，成为农民心中的“致富小院”“实干小院”。河南探索出的“校地协同、站院联建”模式，将高校科研力量与基层农技推广网络从简单的“物理联通”推向深度融合的“化学反应”，为科技进村入户开通了“直通车”。

科技小院的意义，不只在于多打了几百斤粮，它让“凭经验种地”变成“靠数据说话”，让实验室里的研究回应土地上的真问题，也让一批年轻人在泥土里读懂了中国农村。

新乡花生科技小院：村里来了个会种地的博士

9月17日，延津县胙城乡东辛庄村，62岁的李道庆蹲在自家花生地里，拔起一株苗，翻看根部。不少花生壳上有一层暗褐色的斑，有几颗已经发黑腐烂。他皱起眉头，去找科技小院的“胡博士”。

河南农业大学博士生、河南科技小院研究生团队负责人胡家钰刚从试验田里取样回来。他接过李道庆手里的花生苗，一眼便有了答案。“果腐病，主要跟土壤湿度有关，是不是水浇多了？”

如今的花生，大多进入饱果期。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果子能不能饱满、烂不烂，就看这二十来天。胡家钰带着师弟师妹们天天泡在地里，测叶绿素、查病害、看墒情。农户们有困难也总往小院跑。

李道庆来得最勤。今年8月底，他发现花生叶片发黄、有褐色斑点，正犹豫打什么药，胡家钰蹲在地头看了一会儿，说是高温高湿引发的褐斑病，建议他该打什么药、什么时候打。李道庆半信半疑试了试，几天后情况就控制住了。从那以后，他遇到不明白的就来问这几个“会种地的娃娃”。

今年6月，小院刚从新乡县搬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东辛庄村的老乡们看见几个穿红色短袖的年轻人在村里转，以为是推销肥料的。胡家钰和师弟师妹们也不解释，天天往试验田里钻。绿油油的花生田里插着几十块牌子，标着“通用平衡肥”“尿氯基”等字样。他们用土钻取土样、用SPAD仪测叶绿素、用卷尺量株高，一株一株记数据，日复一日。

渐渐地，像李道庆一样来找“胡博士”咨询的人多了。有人拿地里拔出来的花生苗来问为啥根烂了，有人问果腐病咋治，还有人问他土壤取样测出来的磷含量偏高，施用磷肥到底要不要减。胡家钰一一回答，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老乡听。

这一问一答，就是科技小院存在的意义。河南是花生种植大省，延津又是黄河故道的沙土地，花生种了几十年，老乡们对这片地熟得不能再熟。但熟不等于懂。胡家钰说，老乡们种地靠经验，“氮磷钾都上，平衡肥一撒，觉得上了肥就能高产”;实际上，沙土保肥能力差，磷肥利用率低，底肥上多了反而浪费，应该利用好当地的喷灌设施，在花生生育期内进行多次施肥。

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数据，要变成老乡能听懂的话、能上手的操作，中间总隔着“最后一公里”。科技小院把这“最后一公里”打通了。

“以前俺都是靠经验揣摩，现在是靠数据说话。”有老乡拔起一株科技小院管理的花生，壳白果饱，又拔起旁边传统管理的一株，壳发暗、果粒少。“站在地头一看，哪边是小院的、哪边是老百姓的，一眼就分出来了。”

夜晚，东辛庄村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胡家钰翻开记录本，写下今天取样的一组组数据。

9月下旬，杞县的大蒜即将迎来播种的时刻，眼下正是最忙的筹备期。崔元东刚从杞县大蒜科技小院回来，这趟去看了下一季的实验地块，准备肥料、种子和拌种剂。博士三年级，正是学业最繁重的时候，他一年仍坚持往小院跑一两百天。

从2020年开始，崔元东在杞县科技小院已经待了6年多。作为全国大蒜重要产地之一，杞县大蒜种植面积长期稳定在70万亩，素有“中国大蒜之乡”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