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可为私人役使的官府劳动力。《南史·陶潜传》载：“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渊明未带其子赴任，又忧心他生活无着，特地遣送一“力”助其“薪水之劳”。这里的“力”，指的是官府役人，他们原本服务于官府公务，但东晋南朝也开始被地方长官私人役使，甚至被普遍视为地方长官的一种俸禄待遇。陶渊明虽役使“力”，但也在信中交代儿子，“力”也是别人的孩子，应当好好对待他，这种同理心在当时的世家官贵中是相当难得的。

以上便是陶渊明作为县官可能获得的合法福利与待遇。不难看出，当时县官的收入相当可观，品类与数量显然超出了“五斗米”的范围。这就可以解释，陶渊明最初何以会想通过担任县令“以为三径之资”。我们可以认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并非因为“五斗米”所代表的县令收入微薄，实是因为他不愿屈身逢迎庸俗的官吏，就像李白诗中所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然，对“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的五柳先生来说，作此抉择，世人并不会觉得意外。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