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鸣声库，同样将大量研究成果开放给公众。使用者可以听到不同鸟种飞越北京时的叫声，对照物种信息和声谱，以后在另一处录到相似声音，也多了一份可比较的北京样本。对研究人员，它是一套可复查的基础资料。对普通人，它把“夜里有鸟飞过”变成了可以真正听见的事实。

声音记录还回答了很多问题，比如城市应该为鸟留下怎样的空间。项目中录到数量较多的树鹨、夜鹭和云雀，分别依赖林地、湿地和开阔草地。唐瑞说，3种鸟放在一起，说明一座对候鸟友好的城市不能只有树，还要保留水面、草地和相对自然的区域。

从2019年起，唐瑞受聘为北京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专家团队成员。他介绍，项目团队与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交流后，相关绿地管理指引增加了保留野生区域和多样化栖息地的内容。2024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印发《关于深化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鸟类资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候鸟保留多样化栖息地，成为城市管理的系统性要求。

唐瑞借用一句自然保护领域常被引用的话说：“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想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但人只能爱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保罗说，上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时，他几乎遇不到中国观鸟者。如今，在公园和郊野，背着望远镜寻找鸟的人已随处可见。1995年，他在青海观鸟时认识了王青育，后来两人结为夫妻。自2023年起，他和王青育几乎每个周末都带人观鸟，跟大家热情分享鸟类知识，从怎样通过形态或者声音辨认鸟类，到水鸟计数怎样避免重复，就这样，数据库里的知识又回到湖边、林地和同行者的提问中。

“带小孩子出去，分享我对鸟的热爱，是我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他说，“小孩子就像海绵，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直接就吸收了。”

鸟类也将唐瑞留在了北京。如今的他依然在北京工作，依然为北京鸟类保护做着自己的贡献。闲暇时，他用水彩画北京的鸟：大鸨飞过颐和园，雨燕飞过天坛……

北京雨燕项目中的分工很具体。中国团队有长期环志积累，熟悉颐和园的雨燕种群和现场操作。欧洲同行掌握当时较新的追踪工具和迁徙研究方法。唐瑞的作用，是让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坐到一起。

“第一只真正让我惊叹的鸟，就是北京雨燕。”唐瑞说，“一只小小的鸟，飞过的轨迹竟形成一条看不见的‘丝绸之路’。”一只雨燕的巢在北京，要完整理解它的一生，却需要沿线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共享数据和方法。

合作也改变了参与者对彼此的认识。2015年第一只北京雨燕定位器被回收时，林顿的妻子恰好在北京。那几天，她和中国研究者一起等待、下载数据，又到北京大学处理地图，跟大家逐渐熟悉。此后她在欧洲谈起中国，讲的不再是遥远的印象，而是一起工作过的中国伙伴们。

林顿不常住北京，却发现这里的合作方式也在变化。最初见面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机构的人彼此客气，讨论颇为正式。再次回到北京，大家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他说，和中国同行工作时，自己并不觉得是“外国人”。

“我要把中国的故事带回欧洲，也向你们学习。”林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