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罗漫教授认为，今人把“斜”读xiá，“不是临时改音”，且“与叶韵全然无关”。这一说法关乎对“临时改音”与“叶韵”的认识。杜牧《山行》中“斜、家、花”三个字，当时读起来是押韵的。但“斜”是三等字，后来韵母变成了ie，与“家、花”等二等字有了区别，所以今天读起来就不押韵了。现在要把上述诗歌中的“斜”读成xiá，能说不是临时改音吗？汪维辉在《汉语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中说：“有人说，为了跟‘家、花’押韵，应该读xiá。这会带来一个问题：今人读古代韵文，不能押韵的地方很多，如果为了要押韵和谐而临时改变读音，那将改不胜改。”汪维辉说的正是临时改音。

南北朝一些学者按当时语音读《诗经》，感到很多诗句押韵不和谐，便将这些韵脚字作临时改读，以求和谐，称为“叶韵”。到了宋代，特别是在朱熹那里，此说大行。叶韵是从古今语音相同的观点出发提出来的。以陈第为代表的学者以历史语言观来看待语音变化，改变了人们对叶韵的认识和评价，叶韵说的谬误才逐步得到廓清。罗漫教授要求把“斜”变读为“xiá”以求押韵，无疑就是叶韵。在现代教学中，这种改读，既不科学，更无必要。

还需提及，陈第后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接受历史语言观，在上古韵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这种字无定音、随意修改的叶韵说作了相对合理的修正改造。但即使这样，对于现代教学仍然是不必要的。

“邪母”字的声母是否为x

罗漫教授认为，“《集韵》，已将‘斜’注为‘徐嗟切’；而且《唐韵》中‘徐’读‘似xǐ鱼切’，‘斜’读‘似xǐ嗟切’，‘嗟’是麻韵字，说明‘斜’读xiá，并非没有唐宋韵书为依据”。这里也有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徐嗟切”与“似嗟切”有何差别？二是“邪母”字的声母是x吗？

罗漫教授注意到，《集韵》中“斜”的反切音注异于《广韵》。《集韵》比《广韵》仅晚三十几年，它主要是在《广韵》的基础上增加了字数（增字2.7万余），还有一些反切变动等。实际上《集韵》将“似嗟切”改为“徐嗟切”，只是换了一个同声母的反切上字，并不意味着改动读音，不可据以判定声母变为x。这一点，我们可从《广韵》的反切用字得到证明。《广韵》中邪母的反切上字共有10个。使用次数最多的是“似”和“徐”，分别都是11次。可见，两部韵书切出来的是同一个音。罗漫教授还以《唐韵》《广韵》中“似”的“详里切”来作x音的证明。实际上《唐韵》《广韵》中“似”也是邪母字，用来做“似”的反切上字的“详”，同属邪母的反切上字。因此这样的证明是无效的。

问题的核心在于罗漫教授认为，作为邪母的“‘详’的声母正是x（希）”，这一说法明显有误，因而也难以证明“徐、斜”的声母为x。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对邪母的拟音都是[z]。郭著将“斜”音拟为zǐa，“徐”拟为zǐo，“似”拟为zǐə，“详”拟为zǐaŋ。声母都是浊音z。把这些邪母字读x是缺乏根据的，有“以今律古”之嫌。

罗漫教授主张，对于上古诗歌的押韵这类“难题，留待后人解决，也许更加明智”，今读不押韵的《木瓜》一类上古诗歌，“按现代音诵读即可”。笔者以为，这倒是知难而退、以生为本的“明智之举”，但显然跟其坚定不移的“遵照古汉语规则诵读”的主张相违背了。罗漫教授这样说，实际上认定中古诗词不存在读音难题。然从上文分析可知，难题事实上并不比上古少。

对于《再议》中提到的如《敕勒歌》《春江花月夜》等诗中几处出现相同的字改读后产生不谐的问题，罗漫教授提出“读今音或读古音”两可的意见，显然这并未解决读音不谐，还带出了非韵脚字是否也读古音的问题。文章进一步指出：“既然能够接受今音诵读古诗文全篇的所有不谐，为何见到篇中夹杂一两个古音古韵就深感怪异呢？”由此可知，作者还有完全以古音诵读古诗以改变“整体不谐”的念想或希望。要把唐诗念得押韵，只有这一个办法：全诗都按唐代的语音读。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1956年）附录为《唐诗拟音举例》，把30首唐诗用国际音标写了出来（例见下图）。但是，今天的中小学生有哪一个能照着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