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僻，确实偏僻。”这是郭树江对民勤站的第一印象。2004年，他进入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工作。

“民勤站不在县城，从路口到镇上连趟班车都没有，还得搭农民的毛驴车。”郭树江笑道，“不过那时候年轻，觉得啥困难都能克服。”

在这里，老站长赵明带着他和同事，从设计图纸、研发设备到现场施工，从无到有地建起了民勤站50米高的沙尘观测塔。塔上不同高度布设着监测仪器，能精准监测0到50米高度沙尘的运动轨迹，填补了我国近地面沙尘研究的空白。

观测塔建成后，郭树江担负起数据采集的任务。越是恶劣天气，越要迎难而上，当沙尘袭来、众人归家时，正是郭树江和同事们外出工作的时刻。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地攀上高塔，赶在下一场风到来前完成采样。地面实验则更为艰苦，他们必须顶着风暴，安装仪器、测量风速，不容得半点儿耽搁。

“干这行，责任心最重要。”郭树江说，为了确保监测数据的连续性，设备一旦出现问题，哪怕是零下20摄氏度的严冬，也必须立即维修。在民勤坚守了20个春秋，郭树江也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科研骨干。

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在河西走廊陆续建起十余处监测塔，织就了覆盖全域的监测网络，为打赢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持。

治沙科研，有时是迎着风沙跑，有时要勇闯无人区。

2004年，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启动了对库姆塔格沙漠的首次综合科考。库姆塔格沙漠是当时国内唯一未经系统考察的沙漠，90%为流动沙丘，环境极其严酷。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唐进年连续8年20余次勇闯生命禁区。初期的探索屡屡受挫，考察车队和驼队均无功而返。唐进年和同事率先进入沙漠腹地探路，为后续考察提供了宝贵的环境资料。

科考期间，危险如影随形，团队经历了陷车、断水、断粮、中暑等种种意外。一次采样时，有一处6米厚的砾石沉积层突然崩塌，唐进年在闪跃躲避时被落石砸伤左腿。尽管如此，他还是忍着剧痛，背着30斤重的样品跋涉6公里回到营地。

凭着不畏艰险的信念，唐进年和同事们实现了三代沙漠科学家穿越库姆塔格的梦想。在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揭示了库姆塔格沙漠的形成演化过程，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关键空白。

六十多年间，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考察队伍完成了25次沙漠科考，系统摸清了风沙危害规律和沙区资源状况，为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治沙人脚步就不停

民勤沙生植物园是我国第一座具有北方荒漠特色的植物园，引进保存荒漠植物680种（国家野生保护植物23种），荒漠林木种质资源396份。人们所熟知的梭梭、多枝柽柳、沙冬青等30余种防风固沙植物，都是在这里经过驯化、培育、扩繁、造林，再推广应用到“三北”重点生态治理区域。

建站之初，这里只有连绵的流沙。为了扎下根来，治沙站的前辈们引种了300多种杨树和沙生植物，用智慧和沙漠争地盘，才有了今天这里大漠明珠般的美丽景象。

“红柳耐盐性极强，不仅能防风固沙，还可以做庭院绿化；黄花补血草，为了适应干旱，它的叶子后期会主动干枯；沙冬青，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西北荒漠区唯一的常绿阔叶灌木，它的叶子表面有一层革质层，像穿了层防护服，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植物园负责人李昌龙不善言辞，但说起这些沙生植物，却收不住话匣子。

1998年，李昌龙从西北林学院沙漠治理专业毕业后来到这里。“沙漠治理原本是我最后一个志愿，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还纠结过，到底学还是不学。”李昌龙笑道。

因为学了治沙专业，李昌龙与沙漠结缘，在这里一守就是27年。每年冬季，植物园外是寂静的巴丹吉林沙漠，园内只有两三个人，天地间寂静得只剩下风声。

“但这里能静下心来做科研，每当看到我们引育的治沙植物能推广出去，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李昌龙说，“现在，民勤荒漠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即将在这里建成，未来我们还要把这里打造成科普教育基地。”

在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像李昌龙这样，择一事、终一生的科研人员比比皆是。

“人才引进难，我们就自己‘垒凤凰窝’。”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纪永福说，通过自主培养，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让老专家传帮带，支持他们深造，并创造条件“送出去”培养。通过这样的路径，不少中专生成长为博士生。目前，研究所的硕士、博士生占比达到70%以上，高级职称人数占比也达到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