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6年李济晋西南考古算起，夏文化探索已近百年。在这百年历程之中，夏文化的探索潮起潮落，呈波浪式前进。以往主要从学科内部演进的角度，我们将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分为五个阶段：1926年李济晋西南考古至1959年为寻找猜想期；1959年徐旭生“夏墟”调查至1977年为资料积累期；1977年登封会议至1983年为研究讨论期；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至2000年为共识渐成期；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以后为积淀深究期。然若转换视角，将夏文化探索置于政治社会学术背景之中，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进行考察，可将夏文化探索归纳出五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的标志性事件是李济晋西南考古，包括最初的调查与后来的西阴村发掘，这是首次以探索夏代遗存为目标之一的考古活动。其背景则是1920年代疑古思潮的兴起。顾颉刚在1922年之后提出中国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打破了传统的古史系统，从而在史学界掀起强劲的疑古思潮。在这种史学环境下，有的学者开始致力于重建上古史。有学者认为研究商史应该到甲骨文字里去寻找史料。1924年李玄伯提出考古学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方法。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影响深远的“二重证据法”。同年李济进入该院，随即在第二年前往晋西南进行考古调查并选定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西阴村的发掘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以比照的考古资料。1931年徐中舒主要利用西阴村的考古资料，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此说得到丁山、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支持，一度成为学界共识。1940年范文澜又提出“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说”。晋西南考古虽由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但其背景则是历史学界的疑古和重建，两种说法的提出者都是历史学家，因此这次夏文化探索的浪潮从背景到后续都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色彩。

第二次浪潮的标志性事件是1959年春夏的徐旭生“夏墟”调查，这次调查明确以夏文化为目标，正式启动了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探索。其背景是1950年代介于龙山与二里岗商文化之间的一批遗址的发现。1953年河南文物工作队韩维周等试掘了登封玉村遗址，并在发掘简报中明确指出“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属于两个文化系统”，并进一步提出玉村下层文化“应列入我国历史中的哪一阶段，颇值研究”。随后，同类遗存陆续在郑州洛达庙、荥阳上街、偃师灰嘴、洛阳东干沟等遗址有所发现。学术界对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非常关注，李学勤等指出这种考古学文化最可能是夏代的文化。“夏墟”调查结束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就在二里头遗址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发掘工作。1959至1963年间，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在晋南地区的河、汾、涑、浍流域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地面踏查，并进行了多次复查，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93处、“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址42处。其中以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遗址面积较大，遗存较丰富，于是先后进行了发掘。主导“夏墟”调查的徐旭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先行者，队员也都是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其背景主要是1950年代考古资料的积累，而后续在二里头、陶寺、东下冯等遗址的发掘及豫西、晋南地区的大规模调查，主要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或指导的。

第三次浪潮的标志性事件是1977年秋的“登封会议”，在讨论王城岗龙山城址之余，与会者还广泛讨论夏文化问题。背景是此前的又一波考古工作。在1975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七省文物工作座谈会上，王冶秋局长提出要弥补夏文化探索的不足。这项任务落在河南、山西两省，除继续发掘二里头遗址外，在河南发掘王城岗遗址，在山西发掘东下冯遗址。会后，学者纷纷阐发自己的观点，辩论的焦点是夏商分界，主要表现为“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与“郑州商城亳都说”之争。1983年春夏偃师商城的发现将如火如荼的夏文化研讨推向新的高潮。因为偃师商城的位置、年代与二里头遗址相比更贴合文献中的“西亳”，所以夏文化研讨的格局转变为“偃师商城西亳说”与“郑州商城亳都说”的对峙，原来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者大都转而支持“偃师商城西亳说”。1989年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及1991年陈旭提出小双桥遗址为隞都，基本排除了郑州商城为隞都的可能性，从而基本确定二里头遗址为夏都、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为早商双都、小双桥遗址为隞都的格局。二里头、东下冯、王城岗等遗址的多年田野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登封会议只是一个导火线，之后的夏文化大讨论主要是在考古学界，其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也主要在考古学界发酵。这是一场考古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