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之传播：直抒胸臆或间接递达

话语产生后本身就具有传播效应，传播的形式和质量直接影响话语成效。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的传播有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之分，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面对面传播。这是最普遍的传播方式，是话语主客体之间当面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传播，耳提面命、面授机宜、对答如流就是这种形式的体现。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围绕孔子及其弟子间的对谈而展开的。第二种是以诗、歌等形式传播。《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既包含话语传播载体多样之意，也强调诗、歌、声、律在话语表达中的有机统一，唐诗、宋词、元曲等就是通过对诗、歌、声、律的运用促进了话语的传播。第三种是通过写作文章传播。这是理论化的传播形式，也是古人常用的传播方式。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仅说明了写文章的重要性，也强调文章是话语流传后世的依托，文章亦是“无声”的话语；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也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字、句、章、篇之中，无不渗透着特定的话语。第四种是通过中介传播。通常是托物言事、托物言情、托物言志，这里的物既有人物也有事物，人物就是传送话语的特定个体或群体，事物就是具有语言符号象征意义的物件，如柳枝、红豆、鸿雁、子规、管笛等，看到或者听到这些，就会明白其中的话语含义。

话语之实践：虚实互动、言行一致

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理论并不局限于话语本身，还注重话语的实践性，将话语和行为相联系。言语驱使行动，行动则改变现实，言行是社会变化的中枢，所谓“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易经·系辞下》）话语并非空洞的“虚”，而是在经过一定转化后能够撬动生活的“实”。因此，应当做到虚实互动、言行一致。

一方面，要正确看待言与事的关系。语言的产出必定受到特定事项的触发，人们使用不同类型的话语主要是为反映某种事态或事物，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正名与言事之间的关系，只有将名、言、事之间的关系理顺，才能有助于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正如《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言与行的关系。言与行是一套联动的机制，中国传统的话语理论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儒家经典认为，“言顾行，行顾言”（《中庸·第十三章》），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道家经典指出，“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庄子·人间世》）；墨家经典也认为，要“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也就是说，中华传统经典反对言而无信、信口开河、言行不一，倡导言以行事、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作者：陈明琨，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研究员、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