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三书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限于时代条件与整理、研究的水平，它们已经无法满足后来的需要。倘不加检核，盲目使用，将会影响时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品质及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

之所以会如此，未必都是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妨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史稍加回顾。如我们不过分计较“艺术”或“art”的现代、西方含义，而以复数、广义的视角审视，那么，不论是书法、绘画、印章，还是陶瓷、建筑、雕塑、园林与各式工艺，都有极其绵长且发达的艺术发展史，起点大都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特别是与艺术相关的历史观念、知识系统、名家脉络、作品序列，则要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于大规模、成体系、高水平的著作的推出，恐要到唐代张彦远编《法书要录》、著《历代名画记》，才可算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自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诸文艺门类的全面把握、筛选以降，书法、绘画（主要是山水）成为历代文士的用力之所，它们既有着最为鲜明的“文人性”，也促成了一众著述或文本的生产。这一历史进程先有实践积累、后有理论总结，虽牵涉诸多位望俱隆、学殖深厚的知识精英，也与相应时代的文化思想关系密切，但毕竟不处于以经学为核心的古代学术乃至知识系统的要津，也罕被认定为严肃的研究领域，故不能摆脱“雅玩”“戾家”“馀物”“小道”等标签。由是，愿意冒“玩物丧志”之讥而专力撰述者，相对有限；致力于以治艺、鬻艺立身者，更是多与科场蹉跎、绝意仕进、治生艰难、时局动荡等因素有关。至于近现代，这一“游于艺”的传统犹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使得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到很晚才获得学科意义上的部分认定，而现代意义上对传世书画等艺术品的全面鉴定，推出基础性、大规模的基础文献整理著作，并由此发展出优秀的研究成果，则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事情。这便意味着，今人承接的是一笔储量丰富但成分复杂、空白尚多但操作不易的历史遗产，其研究难度与可为空间乃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对于时下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而言，推进具体的研究课题与改善整体的文献境况，应是同步进行、不宜偏废的。

当然，编纂、整理、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基础文献有其特殊的困难。如编撰艺术家的年谱，需要对谱主一生行迹及其亲朋师友网络有极为精微的掌握，有效鉴定、吸收其诗词文本与艺术作品中的信息，并在习见的四部典籍之外，利用各种刊本、稿本材料，还原其人、其时代的面貌。整理与考释信札等稿本材料，需先正确释读文字、断句，继而逐一考证出人物（包括写信人、收信人、信中提到的人）、时间、地点、事件及诸种未必明说的幽曲心态或动机，再与所涉人物的其他行迹、文本，所在的群体、圈层，乃至地域、时代相勾连。当然，对这类稀见原始材料的研究，属于典型的“以已知推未知”，其根基仍是对习见典籍的掌握。点校书论画论，一方面要在厘清该书版本谱系的基础上，合理选择底本与参校本，继而全面掌握相关篇目在其他典籍中的情况（如点校《法书要录》《墨薮》《墨池编》《书苑菁华》中的任一种，需搜集其他各书的所有版本），并重视字书、类书、注疏等其他类型文本中保存的异文或佚文；另一方面则要对其义例与所涉的史事、术语、表达等有透辟的了解，能在一众异文中判断甲乙……概言之，相应编纂、整理工作本身便是涉猎广、考索深的系统性研究。老一辈学者如汪世清，在确定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区为关注的焦点后，几乎是“地毯式”地将此间史著、文集、笔记、题跋、方志、谱牒、著录、图录、印谱、档案、信札、著作稿本等搜讨无遗，然后细致抄录、详加排比，由此发现了无数研究空白与问题，最终编录的诗文集、纂修的年谱、考订的著作，皆材料扎实、结论可靠，甚至其抄录的材料本身也变成了另一形式的“善本书”，足以嘉惠学林，允为后来学者的楷式。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学术条件大为改善的当下，收集材料、检索文本的难度已较此前降低了许多，各式神奇的“e考据”手段也往往成为推进研究的利器。因此，我们更要认识并把握这一前人不曾想见的时代红利，重视基础文献的编纂、整理与研究工作，由此提高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水平，最终增益人文学术的整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