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在近年来发展迅速，一系列优秀成果在选题、取材、立论、方法、视角等方面，皆显示出巨大的学术推进成绩，成为时下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中，对基础文献的编纂、整理与研究，堪称亮点。其中艺术家年谱如朱关田《颜真卿年谱》、潘中华《钱载年谱》、薛龙春《王铎年谱长编》、王中秀《黄宾虹年谱长编》，信札整理如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薛龙春《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梁颖《吴湖帆师友书札》、丁小明《叶恭绰友朋尺牍》、许全胜《沈曾植书信集》，书画论著如刘石《法书要录校理》、陈志平《墨池编汇校》、古原宏伸《米芾画史校笺》，史料汇编如陈高华《隋唐五代画家史料（增补本）》《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增补本）》、白谦慎等整理《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华人德等《历代笔记书论汇编》《续编》《三编》、张小庄《明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清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艺术家诗文集如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胡洪军等编校《虞世南诗文集》、桑椹整理《六舟集》、陈书良等笺注《唐伯虎集笺注》。其馀散见于期刊、报章者，也不乏佳作。

这一系列成果的推出，得益于国内外文博机构资料的公开、收藏市场的繁荣、网络资源的便利、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投入等，一众学者沉潜故纸、集腋成裘，使学术成绩质、量皆可迈轶前修。

不过，倘与其他相邻的人文学科进行横向比对，则不难发现，从整体上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文献基础仍难称坚实：许多刻本、稿本与石刻文献未被全面整理，大量点校整理的著作质量有待提升，诸多研究者并不充分重视对基础文献的全面掌握和精细整理，至于各式研究空白、陈说谬误，更是不胜枚举。兹以三部自付梓以降即广受关注、迄今仍被频繁征引的著述为例。

一是马宗霍编纂的《书林藻鉴》。该书凡12卷，收录历代书家2814人的相关文献近万则，广涉数百种古今典籍，自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旋即被视为古代书家文献的集大成之作，不独直接影响了书法理论家祝嘉《书学史》等一系列著作的编撰，更成为此后数十年书学研究者的取资渊薮。但该书并非由马氏一人遍搜群书、精细校勘而成，而是大规模袭用了《佩文斋书画谱》《国朝书人辑略》《国朝画识》《国朝诗人征略》《湖南通志》等书中的现成条文，仅在此基础上有所删润。由于马氏编纂时，未在考察史源、校勘文本上用力，故而该书中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时序颠倒、字词讹谬、文题不合、改易原意、拆解原文、不考史源、收录伪书等问题，本质上是延续了数百年间积累的文献问题而无所勘正。倘引用者对此毫无自觉，便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干扰。

二是《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92年推出该书首版，2009年修订再版，其间于2005年推出配套的《中国书画文献索引》。该书凡史传、艺论、题跋、著录、画谱、笔记等无不收录，兼该甚广，体量庞大，倘与《索引》搭配使用，堪称“前数据库时代”高效检索历代书画文献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但该书的局限同样明显，或因杂出众手，全书只有简单的断句而无具体的标点符号，亦有一些断句失误之处。而各篇题解文字反映出，点校者大都没有细致地梳理过相应书籍的版本谱系，底本选择失当者不乏其例，也未引入充分的参校本，使得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无一条校勘记。该书问世迄今，将研究筑基于其上者不在少数，研究成果也自然会受到一些局限。

三是《书苑菁华校注》。陈思编《书苑菁华》是继张彦远编《法书要录》、韦续编《墨薮》、朱长文编《墨池编》后的又一重要书学文献选本，该书不独对研究南宋以前的书法史意义重大，对校勘张、韦、朱三书中的许多篇章也极为关键。崔氏点校该书，以汪氏振绮堂本为底本，以明善堂本、四库本为参校本，未充分吸收明清诸多刻、钞本，也直接忽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刻本，考虑到后者作为传世早期书学选本中仅有的宋刻本，早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且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等丛书中，自非罕见秘笈。则这显然是版本调查时的疏失，也直接影响了点校整理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