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说我没问题,小时候很爱看书学习,成绩也好,现在说自己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核心特征是注意力难以持续、多动、冲动和执行功能薄弱——记者注),就是找借口不愿自律,没有上进心。”24岁的陈婷正在在职考公,但一直面临着容易走神、拖延的困境。在网上社群进行交流、对比后,她认为自己可能是ADHD。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无意间刷到了一篇“ADHD的10种表现”,越看越觉得每条都在说自己。相比于需要费时费力的抢挂号、等就诊、准备材料,人们热衷于通过网上问卷等快速的方式来判断自己是否可能存在某种问题,这被叫作“赛博确诊”。
这种风潮已经流行了较长一段时间,许多人提出,这种“赛博确诊”是对自己复杂人格的简化,对自己真实能力的限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也注意到,“赛博确诊”的年轻人,对此也有争论辩驳——“‘赛博确诊’的背后,是我想要更积极的生活”。
陈婷不觉得“自我确诊”是找借口、逃避困难,恰恰相反,她想要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改变现在的困境,她也一直在找机会去正规医院诊断。如果确诊,她计划服用“专注达”或做一些专业的训练改善症状,同时参考其他ADHD病友的经验,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而非将时间精力一直投入眼下辛苦但毫无效率的备考。
27岁的徐思刚发现自己可能是ADHD的时候,一宿没合眼,“好像我人生20多年许多大大小小的痛苦都有了一个解释,我并不是懒惰、态度差、没有意志力,我只是有先天性的病。”
随后,她急切地想要去医院确诊,心情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被所有人误解,直到接近结局时才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不是故意把事情搞砸,这是自我辩解,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6岁的邓明天认为自己同时有ADHD和ASD(孤独症谱系障碍,核心特征是在眼神交流、理解暗示、表达情绪等方面存在社交沟通困难和兴趣狭窄、重复刻板行为——记者注)。回忆童年,他感觉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格格不入、很疏离,而在讨论ADHD和ASD的网络社区,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身份认同。
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分析,人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标签?首先,诊断本身把一组复杂的感受或表现变成了一种临床事实,让人们不再与自己的痛苦为敌,让当事人更加自洽,即对自我的接纳,“我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其次,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比起说很多症状,有一个标签对信息进行简化和压缩,更为方便。诊断还能让人获得归属感——“我不再是一个独自承受痛苦的人,还有很多人与我有类似的处境,这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了”。
这种标签是构建自我概念的抓手,告诉别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一标签的存在,对自身身份更加自信而不是自卑,因为诊断不是一种个人失误或人生失败,它只是一项临床事实:我从“有问题的人”转变为“正在面对人生挑战的人”。
诊断也是某种确定性的来源,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当大的框架失效,人们就需要自己小的框架来应对外在的混乱,“寻求诊断,或寻求性格标签,可以帮人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感——我们还在某个架构当中,可以以此为依靠。”汪冰说。
徐思确实想过去医院就诊,但至今仍未去过。
连续两个月,她每次打开几家有诊断资格的医院的小程序,却发现医生的号已挂满。她专门定闹钟在放号日抢号也以失败告终,“我冷静了,”她说,“我连抢号都觉得很困难,即使挂上号了,按时到医院、联系关系不好的父母、准备就诊需要的发育史和后续复查,对我来说也并不简单。”
后来她也在反思,即使真的确诊,生活会如她所想那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吗?她本身就常常处于焦虑和抑郁状态,在和已确诊的朋友交流后,得知服用药物会加重焦虑。徐思也承认她的注意力和精力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除了焦虑抑郁,还有颈椎病、失眠,可能还包括缺乏一些微量元素,在此情况下,即使花钱买药服用,也并不一定能够立刻见效。
“再者,他人可能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得病,得了一种怎样的病。”徐思说,“我在脑海中演绎我向老师、老板、家人摊牌的场景,似乎也并不会怎样。老师只在乎我马虎没能拿到满分;老板只在乎我会不会工作出错、拖延任务;我和父母也不住一起了,他们更不会怎么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