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集体活动,一位80多岁的奶奶突然面色发青、嘴唇发紫。我们看情况不对,立刻打120。抢救及时,老人脱离了危险。
这是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风险。我牵头写的活动方案,第一版没写安全的部分,第二版专门补上了文娱活动全流程的安全要点。经过这件事,我们所有文娱活动都把安全防护放在最前面。
那是一位80多岁的爷爷,有基础病,长期卧床。
2023年11月23日早上,我还到房间跟他说话,问他早饭吃得怎么样、身上哪里不舒服、想吃什么,叮嘱他有事就按床头的呼叫铃。我在做幼儿园园长时养成了习惯,以前园里两百个孩子,我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清楚谁每天来接。到了养老院,我也记得每一位老人,主动打招呼,老人卧床、认知状态不好,我也会上前问一句。
我离开房间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通知来了,说这位爷爷情况危急。
我走到房间门口,却不敢推门进去。我心里害怕,脑子里还留着早上他的样子。120的急救人员在做急救按压,仪器在滴滴地响。家属也赶到了,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是安徽滁州人,1993年考进滁州师范学校,1996年毕业。
那时候读幼师的人不算多。我选这条路,是受我母亲影响,她是小学老师。那个年代讲“子承父业”,也讲“女承母业”,学校里很多老师都希望孩子将来也吃教育这碗饭。原因很实在:一是教师有寒暑假;二是那会儿教师的社会地位高,长辈觉得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毕业那年,我们班同学基本都去了幼师岗位,一半以上进了公办幼儿园,一部分去了民办。当时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有缺口,社会力量办园做补充,民办园吸纳了不少毕业生。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在滁州办幼儿园,一共办过两所。当时生源很好,最多的时候两所园加起来三百多个孩子,基本都是周边小区的。
那时候还没有完善的托班概念,很多是混龄班,3岁的孩子和6岁的孩子在一个屋里,大的会带着小的。家长对学前教育的期待也不高,大多只要求看好孩子、做点简单启蒙。
后来我认识了我爱人,他当时在上海工作。1999年,我来了上海,进入徐汇区一家幼儿园,在幼师岗位上一做就是十年。
这十年,小班、中班、大班我都带过。幼儿园班额有相关标准:小班不超过25人,中班不超过30人,大班不超过35人。即便有上限,实际人数常常贴着线,有时甚至略微超一点,因为孩子入园的需求太大。生源充足的时候,幼儿园不愁招生。
2009年,我从一线教师被调去另一家幼儿园做副园长,两年后又调回上一家幼儿园当园长,正好赶上学前教育发展最快的那几年。
刚回去当园长时,园里5个班,后来孩子太多,扩到6个班。最多的时候,6个班里有超过200个孩子。
行业里开始讨论少子化,大概是2015年前后。我参加行业会议,有专家讲人口发展趋势。当时行业里有个普遍判断,民办园会最先受影响。
那几年行业提倡“一园一课程”,都在想一个问题:将来靠什么吸引生源。2015年,我们开始做园本特色课程,主打传统文化,把古诗词融入幼儿绘画创作,编进日常韵律操。我相信,只要踏踏实实做教学、把课程打磨好,就能抵御风险。
2016到2018年,生源还很好,没看出明显冲击。转折出现在2020年。
早些年招生,三到五个报名的孩子能入园一个,到了2020年,变成报名一个就录一个。
2021年压力更大,我们组织全体教职工去植物园、商场儿童游乐区这些孩子扎堆的地方发传单,一趟一趟进社区做课程展示,还鼓励老师推荐生源。全园上下都能感觉到那股紧绷的气氛。2022年最难受,原本已经定了要来报名的孩子,五个里有三个最后不来了。
开家长会,我也会问:如果条件允许,愿不愿意再生一个?大多数人摇头。再看看身边,不少幼教行业的年轻女孩30多岁还没结婚。生育意愿、生育观念,跟过去不一样了。数据加上身边人的反馈,我确定生源下滑不是短期波动,是人口结构变了。
那几年,每年重阳节我都带孩子去周边养老院和居委会做敬老活动。在养老院,能明显感觉到老人一年比一年多;跟居委会的人聊天,他们也感慨,属地管的老人越来越多,养老的事越来越重。
2021年有条新闻,一位独居老人在家去世很久才被发现。这位老人就住在我们幼儿园所在的小区,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们见证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园里也带出很多优秀的幼教骨干,但现在老年群体需要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