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随着中原王朝将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郡县管理体系,中原马车随之传入,并在青海境内普及使用。从考古发掘资料看,西宁市南滩、彭家寨、陶家寨等诸多汉代墓葬中,均出现了木轺车、木牛车、木马车等陪葬明器,充分说明车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西宁彭家寨出土的木轺车保存完整,由车、马、伞盖三部分组成,轻便奢华,应是官员或贵族使用。该辕车的出土,为研究汉代辕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材料,说明中原的礼制性车辆在汉代已传入青海河湟谷地,反映了当时河湟地区汉族官吏或贵族的生活风貌,是中原王朝对边疆文化辐射的有力证据。西宁南滩汉墓中出土的木牛车为双辕双轮,车厢由四块木板拼成。崔永红在《丝绸之路青海道志》中指出,该木牛车的结构图形与现代的架子车相似,相比史前出土的车辆,结构轻便又灵活,应是以现实中的实用牛车为制作原型。两汉时期,汉军在青海地区屯田,传入先进的技术与工具。为适应短途运输的需要,牛车开始广泛使用,且当时应有了较为便利的车辆通行道路。
柴达木盆地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史前残车毂表明,距今3000年前,柴达木地区的先民已使用畜挽车辆。西宁彭家寨、南滩汉墓出土轺车、牛车遗存则反映汉代湟水谷地车辆普及并出现等级化车型。贵族轺车与平民牛车并行,表明当时河湟地区形成本土化造车技艺。其车辆通行道路体系也有了很大改善,交通通达度显著提升,中原王朝与青海东部的官方往来、汉族与古羌人等高原族群交流频繁。
青海车辆考古遗存表明,青海有着悠久的挽畜轮车使用历史,且至少在汉代时就有了较为便利的车辆通行条件。
青海历来被认为是“边垂质野,文献无征”“杞宋无征,文献澌灭”的地区,留存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
有关青海汉代之前的车辆信息,在《汉书》中有零星记载。神爵元年春,汉武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他到羌中“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汉书》卷69《赵充国传》)其中的“车”,应该指汉军的战车。《丝绸之路青海道志》中指出,汉代的战车“上建有楼橹,可驾数牛,楼橹可凭借远望,又防矢刃,行动时牛挽人推,可以附载辎重兵器,车高体重,似活动堡垒,移动缓慢。战时配置驭手、弓弩手、长枪手,远弩近枪,威逼敌阵。驻扎时则连车成营堡战塞,防止骑兵的追击。义渠安国在浩亹失落的车重兵器,就属这类战车”。
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七月,赵充国到湟水谷地平羌,先零羌“久屯聚,解驰,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在此次战事中,汉军俘获先零羌的“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汉书》卷69《赵充国传》)从这段记载中看,先零羌有车,且其规模多达数千辆,说明青海境内车辆的使用已较为普遍。这些车辆,可能既有运输生产车,也有战车。先零羌是河湟羌人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部落集团,其原住地在赐支河曲的大、小榆谷(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尖扎、贵南、同德一带),五大夫翳前往扎陵湖地区,很可能经过这里。西汉初,一部分先零羌发展到湟水流域,还有一部分向西海(青海湖)、盐池(今青海茶卡盐湖)附近迁徙。先零羌核心活动区域囊括湟水谷地,以及贵德至同德段黄河上游大小榆谷地带。这片河谷地带地势平缓、河谷通道贯通,具备优良的陆路通行条件。《汉书·赵充国传》所载汉军平定先零羌时俘获“车四千余辆”的史实,说明河湟地区在西汉时期已具备支撑大规模车队通行的道路基础,且当地的羌人已普遍使用车,拥有成熟的造车技术。这与秦刻石“车到此”的记述相呼应,揭示了从秦至汉,青海东部地区交通网络的延续与发展,是古代青海高原交通文明发展的史料佐证。
昆仑山野牛沟、通天河流域昂拉和海西天峻县卢山留存的车辆题材岩画,柴达木盆地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残车毂,西宁彭家寨、南滩汉墓出土木轺车、木牛车明器遗存,以及《汉书·赵充国传》中汉军平定先零羌俘获“车四千余辆”的文字记载,构成了岩画图像、出土器物与文献记载三重证据,为尕日塘秦刻石中“车到此”的史实提供了旁证,表明秦代五大夫翳率队驱车抵达黄河河源地区具有现实可行性。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6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