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改变并不均匀。“有一些地方的产科医生到现在还是那么觉得,尤其当地救治条件不那么好,还是会跟家长讲,你28周以下活的几率小、并发症多,要不然就别治了。”
家长的判断,往往在几分钟内完成。“我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决定救治两个孩子。”一位双胞胎早产儿的爸爸刘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2012年10月,北京一家医院的产房外,刘鑫面对一个艰难而仓促的决策:妻子怀孕27周加6天,双胞胎,医生给了三五分钟,两个选项对应两针——一针用于保胎,一针用于流产。在当时对早产儿救治现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刘鑫选择了给孩子“生的机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4年后,现在两个孩子读高中了。
“医生的责任是让家长充分知情,然后帮家长作出决定,你不能替他做。”张华岩说,“家长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家庭条件,去作出决定。但医生要把真实的情况向家属解释清楚,知情同意要做到位。”
“中国早产儿发生率由1998年的5.87%上升至目前10%左右。中国是早产儿发生的第二大国,仅次于印度。”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表示,“每出生10个新生儿,就有1个早产儿。约84%的早产儿需入住NICU。”
根据封志纯的临床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概在5%以下,2000年前后到了6%、7%,我们下去调查,基本上在10%左右。这些年明显是两三年一个台阶在往上走。”作为参照,美国超早产儿的发生率是7.3%。
早产的原因比较多样,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及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而进一步加剧。
“早产分医源性的和自发的。”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马良坤说,“孕妇本身有血糖、血压、甲亢、免疫病的问题,孕期疾病加重,最常见的是妊娠期高血压,就可能出现医源性早产。”
不过,马良坤认为,这部分本该被拦住。“应该在孕前做好疾病管理,包括孕期管理,这是第一位的。但‘管理’二字,是现在临床医疗做得远远不够的地方。”
另一类风险来自“想要孩子”这件事本身。“辅助生育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焦虑。”马良坤说,“这种焦虑带着恐慌,而恐慌会带来一系列情绪问题,就容易血压高、容易失眠,其实跟早产都是有关系的。”
马良坤表示,过瘦或肥胖都增加早产风险;高脂饮食、碳水甜点加饮料、饮食不洁,会通过代谢异常、羊水过多、腹泻而推高风险;反复的生殖道炎症,以及常被忽视的口腔感染,都可能感染宫腔;久坐、缺乏运动导致核心肌群无力,宫颈变短。“大家特别信奉怀孕了要躺着、出血了要卧床,这又导致进一步的肌肉无力。”
张华岩认为,“现在辅助生殖比较多,多胎很多,多胎是早产很重要的原因。”
早产儿存活率的曲线往上走,但另一条曲线并没有同步。
“我们救治成功的能力挺强,但是能不能活得很好?还跟国外有一定差距。”张华岩说。
这个差距主要表现在并发症。影响超早产儿远期预后最常见的三道关是颅内出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和视网膜病变(ROP)。
根据《生存极限早产儿早期救治管理方案(建议)》里的数据,23到24周的孩子,III到IV级颅内出血发生率是25%,存活者中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2岁或3岁时出现严重的认知迟缓、严重脑瘫、失明或耳聋。相比之下,26周的存活者中只有十分之一有这些情况。
“23、24周这种孩子,中国的资料大概是90%以上都会有这样的合并症。”张华岩说,“但要看轻重,越小的重症几率越高。如果三种合并症同时存在,90%以上的孩子两岁左右神经发育都不正常。但也有孩子新生儿期病得一塌糊涂,给他很好的支持,慢慢就好了。”
据崔澜馨介绍,目前医保在早产儿救治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过去新生儿没有医保,全得家庭自付,一个早产儿最高要花110多万元。后来可以随母报销,再后来是‘落户即参保’,2024年推动到‘落地即参保’——宝宝一出生,拿着出生医学证明,在App上就能参保,最快0.9天生效,90天内参保的报销可从出生那天追溯。”崔澜馨表示,“如果住院期间申请到以大病名义的单人户低保,身份一认定,出院时报销比例可以从60%上升到90%。”
但早产儿救助的慈善资源很少。“全国做早产儿救助的基金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崔澜馨说,“有两家基金会是与定点医院合作开展救助,还有一家广东的基金会只救助省内且限定病种。全国范围内救助早产儿、不限定地域和病症、也不局限于定点医院的,只有春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