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律师的辩护权在本次草案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扩充增量?
陈卫东:是的,草案新增了加强值班律师、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比如此前,有的看守所同意安排律师会见后,又提出因“提审冲突”等,导致律师无法会见。此次草案将原条文“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调整为“保证其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人员”,目的就是要求看守所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律师会见。
另外,依据刑诉法,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只有权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人、精神病人、可能判无期或死刑的特殊对象通知法援律师,普通案件嫌疑人即使没律师,检察院也不能主动指派。此次草案新增一条,让检察院对“可能判三年以上”且无辩护人的嫌疑人,可以通知法援机构指派律师。这确保了很多嫌疑人的权利,扩充了律师的辩护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当然,律师的辩护权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保障。刑诉法的完善和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是紧密联系的,刑事诉讼发展史是辩护权不断发展和扩充的历史。我认为,应在刑诉法修改中将“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融入法律中。
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在认罪认罚阶段发挥作用有限,建议在认罪认罚阶段设立专门程序,充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应该建立律师辩护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全覆盖制度,确定律师在场权,加强律师辩护权利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修法有没有让你感到遗憾的地方?
陈卫东:此次修法有两个重要的庭审问题受到热议。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在刑事案件中,“一审法院证人不出庭,二审法院不开庭”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是阻碍“以审判为中心”制度落实的重要问题,也是业界多年来最为关注的问题。
目前,公布的修正案草案又恢复了现行法律规定的证人出庭需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表述,删除了此前修正案草案增加的“对一审判决有异议”等7种二审开庭的情形。
我认为,不能将证人是否出庭、二审是否开庭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人民法院。法院也不能仅凭公安的预审材料和检察院的卷宗材料,就决定证人是否出庭,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行不通。
让“证人走向法庭,二审顺利开庭”,是衡量法庭审理生态是不是符合国际潮流、符合审理规律的重要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你一直呼吁刑诉法的修改要走法典化路径,原因是什么?
陈卫东:从条文数量看,目前我国刑诉法的条文数量只有308条,与国外相比明显过少。放眼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诉法条文在500条以上,比如德国(500条)、法国(803条)、日本(507条)、意大利(746条)。而且,从一般规律来看,程序法条文要多于实体法,但我国的刑法条文(453条)明显多于刑诉法条文。刑诉法条文少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程序粗疏,规定原则抽象,可操作性有待提升。
编纂刑事诉讼法典,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构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必由之路。我主张以“法典化”为目标,对刑诉法进行结构性、全面性修改,而非“查漏补缺式”修补,使其成为实质化的现代法典。目前,我带领团队起草的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共有1077条。
当然,修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刑诉法法典化何时落地还没有准确的时间表,但我认为,其法典化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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