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影响评估还可将因部门边界和影响显现滞后而易被忽视的健康成本和收益纳入政策权衡。一项政策的直接收益可能较快显现,相关健康成本却可能由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医保基金和公共财政等在更长时期承担;一些预防性、基础性政策的当期回报未必明显,却可能降低未来疾病和失能风险。若政策评价主要依据单一部门目标和当期效果,部分社会成本和长期收益可能被低估。将这些影响纳入评估,有助于拓展公共政策成本收益评价的边界,综合权衡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阶段的健康成本和收益,提高决策的整体性和前瞻性。
医疗服务供给、医保筹资支付和医药供给直接关乎人民健康,健康优先在“三医”领域还体现为围绕人民健康目标推进协同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强调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并指出:“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加强政策目标、工具和实施节奏的协调衔接,避免政策效应相互抵消,使改革合力更好转化为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和健康水平提升,使各项政策共同指向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健康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条件。把人民健康置于现代化全局中考量,意味着发展成效要体现为人民健康持续改善,人口高质量发展要以全生命周期健康为支撑,公共治理要主动识别并回应政策的健康影响。“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应将健康优先导向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促进人民健康作为投资于人的重要着力点,以人民健康改善更好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全民健康根基。
(作者:华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