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适应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心理学里区分“享乐式幸福”和“实现式幸福”:前者偏向轻松、快乐、即时满足,后者更强调意义、成长、关系和自我实现。新的媒介环境对这两种幸福都很友好:它既能不断提供轻松刺激,也能帮助人找到兴趣、同伴和长期目标。关键在于,人最终把注意力投入哪里。若一个人只是不断追逐即时反馈,他会越来越难承受深度文化经验中的缓慢和不确定;但如果他能借助新工具建立稳定兴趣、持续行动和自我效能感,文化体力就可能在数智时代中被重塑。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宜在“衰退”或“进步”中二选一。更准确地说,身处数智时代,文化体力正在被重新组织:传统的阅读耐力、审美耐心和意义感仍然重要;新的媒介素养、跨媒介理解、人机协同和信息辨析能力也变得重要。我们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文化形式变了,而是人在变化中失去主体能动性。我们真正可以期待的,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重新训练更成熟的文化生活能力。
主持人:前面我们讨论了文化体力在数智时代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与重组可能。谈到如何涵养文化体力,人们通常会想到个人自律,似乎只要足够坚持,就能重新进入深度文化活动。但正如几位老师此前分析的,文化体力的损耗并非单纯的意志力问题,它同时受制于信息环境、平台逻辑、技术工具、公共文化服务等多重因素。那么,在数智时代,文化体力的涵养需要哪些层面的支撑?
陈浩:的确,文化体力不是意志力竞赛,而是一种可恢复的心理生态。意志力当然重要,但心理学更关心的是,一个人为什么在某些环境中能够持续投入,而在另一些环境中很快放弃。深度阅读、艺术欣赏、系统学习,都不是单纯靠“硬撑”完成的,它们需要稳定的目标感、适当的难度、积极的反馈,以及相对安全的心理空间。
这里有两个心理学概念可以援引。一个是“自我效能感”,也就是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活动的判断。很多人离开长阅读,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不喜欢读书,而是因为他们反复体验到“读不进去”“坚持不了”“看完也没什么用”。这种失败经验积累起来,会削弱再次进入深度文化活动的信心。另一个是“恢复性体验”。人在高压力和高切换的生活中,心理资源会被持续消耗,如果休息方式本身仍然是高刺激、高比较、高信息密度的,表面上是在放松,实际却未必完成了恢复。
因此,提升文化体力的关键,不是简单告诉人们“你应该更自律”,而是让深度文化活动重新变得可进入、可坚持、可获得正反馈。比如,一开始不必把目标设成读完一部大部头,而可以从每天固定阅读二十分钟、读完一本书的一个章节开始;也可以通过读书会、观影讨论、课程共同体,把孤立的坚持转化为有反馈的社会性活动。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习惯不是靠抽象决心维持的,而是在稳定情境、具体行动和正向反馈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减少对个体的道德化归因。一个学生或青年,如果长期处在学习或绩效压力、时间碎片和情绪紧绷中,他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即时安慰型内容。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文化”,而是他的心理系统在寻找最低成本的调节方式。真正有效的托举,是让学校、家庭、单位和社会共同降低深度文化活动的启动成本,让人重新体验到,慢下来不是奢侈,深入进去不是负担,理解一件复杂事物本身就能带来力量。
吴小坤: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这个时代不是没有文化内容,相反,内容极其充沛;问题在于,很多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切割、压缩和情绪化,最终以标题、片段、立场或人设的形式抵达受众。受众接触到了文化,却未必进入了文化。因此,涵养文化体力不只是解决内容供给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构建支持深度理解的传播链条。
传统传播学强调“把关人”作用,也就是编辑、媒体和专业机构对信息进行筛选、解释和组织。数智时代,把关机制转移到算法推荐、热榜排序、社交互动和商业转化之中,这有助于扩大传播,但也容易让内容向高刺激、低门槛、强情绪的方向倾斜,使深度文化内容在传播链条中常常缺少合适的位置。这给主流媒体、出版机构、文化机构和网络平台之间的协同合作提出了新要求。比如,围绕一本经典、一场展览、一部电影或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尝试构建“短内容引入—长内容解释—社群讨论—线下活动—知识沉淀”的传播结构。这样,平台不是只负责分发流量,媒体不是只负责发布信息,文化机构也不是只负责提供场馆,而是在共同建构一条有纵深的文化通道。文化体力不是在真空中训练出来的,它需要一种能把好奇心继续引向理解、把即时兴趣继续引向长期关注的传播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