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近就遇到了一个案例,产妇固执地不接受侧切,最后撕裂严重,影响到了肛门。“我们怕她过早大便会影响切口愈合,就让她连续几天都只喝汤喝粥。”时间久了,这位产妇“又开始有点意见”。产科里的同事只能反反复复去沟通,虽然最终没有闹到投诉的地步,“但这中间得付出多少情绪劳动?”
如果进步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人类就会退据保守——类比到产房里,一些医护仍保有“多做总比少做好”的观念。这无形中阻碍了侧切率的下降。
还有一种更极致的场景。医护人员察觉出了真正的危险,而产妇又抵死不愿侧切,“作为医生,你明确地知道你一定要、必须要做这个操作——孩子的头已经卡在产道里了,转剖腹产都来不及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产妇难产,或者孩子变脑瘫吧?”这位匿名的产科人士说,他们会悄悄给产妇一剪刀,然后在事后把刀口说成是撕裂的伤口。
我们还联系到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助产士Caroline,在那里,医护人员充分尊重产妇关于侧切的意愿。
她曾遇到一名不想侧切的产妇,宫颈口全开拖到5小时后,胎心越来越高、无法复原,“代表孩子乏力了。”产妇这时终于松了口,便给她侧切、上产钳,加速完成了分娩。但由于产程拖得过久,这位产妇出现了产后大出血,紧接着接受了抢救。
生活在深圳的安吉,曾想为自己准备一场顺顺利利的生育。
她想要更好的生产环境、更贴心的生产服务,所以选择了一家私立医院;她不想要留疤或造成太多身体损伤,所以选择了顺产;她是受访者中少有的、生产前就把侧切研究明白的人——侧切当然违背她对疤痕和损伤的期待,所以她全心全意地避免它的发生。
从孕30周左右开始,她每天散步,每周四次跟着网上的博主跳操;产前一个月,她每周做四次会阴按摩;她学习了很多顺产呼吸、发力的课程;孩子的体重她也控制得很好,预测不到6斤,而她自己当时29岁、身高1米68,算是身强力壮的生育素质。
生产的前半程确实堪称丝滑,她因阵痛赶到医院后,已经开了三指,立刻就进产房打上了无痛,镇痛效果不错;又过了两小时左右,助产士告诉她,已经能摸到孩子的头了。“然后我一直发力,但助产士老是说差一点,孩子就是不下来。”又拖了一阵,助产士说胎心不稳、时快时慢,建议侧切。
安吉做出了典型的反应:“我问他们能不能再试一下?以及这个切口会有多大?会影响我之后的生活吗?”陪着她的医护们都很耐心,告诉她可以再试一试自己用力,但耽误太久的话,就可能要加上胎吸,那会比侧切更折腾。
她又试了十分钟左右,没有进展,便签字同意了侧切。那一刻,她与其说是害怕,更多的其实是无奈,“我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准备,结果会比较好,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要侧切这一步。”
有一位让丹丹印象深刻的产妇,产前,她曾在门诊上为她做了8次会阴按摩,“按次数来说是很足够了。”后来是丹丹的同事负责接生,丹丹回忆,她交白班走的时候,那位产妇的开宫口还比较顺利;但第二天她来上班时,问同事那位产妇生了吗?同事说,因为胎盘功能不好,胎心不稳,她转去剖腹产了——顺转剖,等于把顺产、剖腹产的痛苦都经历了一遍,是产妇和医护都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丹丹觉得“非常难受”,“我们前期一起做了那么多努力,她的体重也控制得很好。但还是留不住她顺产。”生育就是这样一件敏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事。
这两年,丹丹还观察到了一个之前没有预料的现象:高龄产妇变多了,危重症产妇也因此变多,侧切率又有了小小的回升,“原先我们医院最低的时候也能控制在10%左右,最近又回到了20%。”
或许也是考虑到分娩的复杂性,如今的WHO已不再给出建议性的侧切率。它在2018年的指南中提到,当前的目标还是减少正常分娩中的不必要医疗干预,但同时,依据不同的临床情景,“难以确定‘可接受’的侧切率。”
侧切五年后,明迪的伤口仍然会隐隐作痛。她去看过几次医生,没查出什么结果,她怀疑也有心理作用。但她已学会与这不适共生了。
就着侧切聊到最后,她忽然有感而发,“其实侧切不算什么,它带来的影响已经是生育里最小的了。”随即她开始举例,顺产后,她的膀胱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去知觉,“去上厕所不是因为有尿意,而是我知道太久没上了,得去上了。”偶尔打喷嚏的时候,她会有一点漏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