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一场场国际科技交流活动在各地拉开帷幕。
从北京到重庆,从上海到温州,约70项活动贯穿东西南北,汇成一股创新热潮。其中,国际科技组织的身影格外醒目: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国际数学联盟、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国际制冷学会……
开放的中国,汇聚全球科技英才。一场场学术盛会,折射出全球科技版图的深刻变迁。
国际科技组织的发展,始终与现代科学体系完善、工业革命迭代和全球化进程同频共振。
用历史的长镜头审视,国际科技组织演变历经四个关键阶段。
19世纪中叶到1920年代,国际科技组织萌芽。这一时期,近代自然科学分科体系走向成熟,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实现理论系统化、实验规范化。但各国计量单位不一、学术命名混乱、观测数据互不通联,成为横亘在全球学术交流面前的高墙。为此,各国顶尖科学家自发组建学术共同体,以推动学术互通、规范科研行为为目标,不受政治干预与利益裹挟。1875年成立的国际计量局、1919年成立的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是这一阶段的见证。
1930年代至20世纪中叶,国际科技组织进入制度化成型期。工业体系日臻完善,科技实力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变量,各国政府开始主动介入国际科技合作。科技组织逐步“跳出”纯民间学术圈,形成政府监管、学界主导、行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
二战后至新世纪初,是全球化扩张期。气象、卫生、环境、工程、航天等领域国际科技组织涌现,一张覆盖全学科、全行业的全球治理网络逐步织就。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长期掌控全球科技的议题设置权、标准制定权、资源分配权与大科学计划主导权。
进入21世纪,我国科技实力持续壮大,全球科技体系逐步从西方垄断,向多边共治的格局转变。与此同时,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地缘博弈向科技领域渗透,国际科技组织发展面临新考验。
“回顾历史,国际科技组织最初聚焦少数特定领域,之后不断拓展研究版图。比如,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纳入体系,吸纳青年科学家群体参与;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把能力建设、科普教育纳入自身职能。”国际科学理事会新任副主席、马来西亚学者雷丽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际科学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同样强调:“所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进步,都根植于开放交流与合作。当前,国际科技组织是全球科技合作的核心载体,是链接全球创新要素的重要纽带。”
10月19日至23日,2026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举行,吸引全球科学界目光。
开幕式会场外,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展台宾客如流,许多与会者驻足观看;会场内,一则消息振奋人心——落户中国的国际科技组织已达140家!
内外交相辉映,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中国不断搭建各类科技合作平台,把科学家凝聚在一起。可以预见,中国经验将通过国际科技组织的能力建设、科研合作、人才交流等项目惠及全球其他国家。”国际科学理事会新任主席、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戴克格拉夫由衷感慨,“中国所做的工作,令人赞叹!”
这一成绩得益于一以贯之的顶层设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优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对外专业交流合作管理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牵头实施并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奖项。
一系列部署既是制度型开放的清晰信号,也是我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
从1977年加入米制公约组织,到如今融入全球科技浪潮,我国走过漫长的路途。而世界看见了这份携手同行的诚意。截至目前,中国科协系统组织和科技工作者个人加入或长期参与的国际科技组织已达1200余个。
更具风向标意义的是,越来越多面向全球的科技合作平台选择在中国发起设立。今年3月,世界数据组织在北京成立;6月,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在北京注册成立;7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签署成立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