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某一年的总和生育率会受到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代女性一生的生育数量。为检验下降是否只是推迟造成的,作者还比较了31个国家不同出生年份女性一生的生育数量,共涉及890组“国家与出生年份”的记录。结果显示,在样本能够较可靠检验的范围内,较晚出生的一代,平均一生生的孩子仍然更少。这说明,观察到的下降不能全部解释为暂时把孩子留到以后再生。
需要注意的是,整体平均下降,并不排除某些国家在某些时期回升。以起点在1.45至1.55之间的一组为例,研究汇总了411次“某国某年”的记录,其中174次在随后五年出现上升;同一国家在不同年份会重复计入。研究没有找到普遍、持续回升的可靠证据,但也不能据此断言生育率会一直下降,尤其是低于1.45的区间,历史样本仍然不足。
Coffey 等人的历史分析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也没有估算晚育对各国生育率下降的具体贡献,更没有检验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这里要说明一点,研究呈现的是相关,不等于因果。
知道年龄会影响生育,并不等于有条件早点生。学业尚未完成、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缺少合适伴侣,或对生育后谁来照料、工作如何安排没有把握,都可能使计划一推再推。只提醒“早点生”,却不解决这些困难,很难帮助家庭把计划付诸行动。
因此,生育支持也需要关注家庭何时具备开始生育的条件。托育是否负担得起、使用是否方便,育儿假能否落实,生育后的工作是否有保障,以及父母双方如何分担照料,都是需要回应的问题。支持来得太晚,原有计划可能已经难以实现。至于不同措施能减少多少推迟、增加多少生育,还需要专门评估,两篇论文没有给出这类测算。
对中国而言,还需要更细致地了解,人们推迟了哪些生育计划,又有哪些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有人改变了生育意愿,有人仍然想生却受现实条件限制,也有人在条件改善后遇到了年龄和健康方面的困难。这些情况需要不同的支持,不能用同一种解释代替。
推迟生育,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孩子出生的年份,还包括一个家庭最终能有几个孩子。对有生育意愿的人而言,越早具备实现计划的条件,就越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育,减少后来想生却未能生育的遗憾。
“2027全球生育危机论坛:家庭友好企业”正在筹备中,将于2027年1月7日在香港举行。
──────────────────────
[1] Eurostat,欧盟生育统计。平均初育年龄采用tps00017;首胎年龄分布采用demo_fordagec,固定欧盟27国口径(EU27_2020)。30至39岁占比按该年龄组首胎数除以全部首胎数计算,2014年为41.7%,2024年为48.4%;不含40岁及以上首胎。平均初育年龄数据首胎年龄分布数据
[2] Habbema JDF, Eijkemans MJC, Leridon H, te Velde ER. Realizing a desired family size: when should couples start? Human Reproduction. 2015;30(9):2215–2221. DOI: 10.1093/humrep/dev148(https://doi.org/10.1093/humrep/dev148)CC BY-NC 4.0 许可。
[3] Coffey D, Geruso M, Spears D, Vyas S. Does Fertility Stabilize At Low Levels? Evidence from Period, Cohort, and Subnational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35824, September 2026. https://www.nber.org/papers/w35824 工作论文,尚未经过同行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