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阿迪娅是新德里抗议人群中的一员。在她看来,这场运动吸引年轻人,不只是因为选举制度出了问题,在考试公平与选民权利的争议之后,还有一代印度青年积累多年的挫败感。
过去一个多月,阿迪娅投出了100多份简历。她每天花十多个小时浏览招聘网站、修改简历、填写申请表,却始终没有获得一份工作。她学的是经济学,大学期间,她完成了课程、学术项目和研究报告,原以为毕业后能找到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真正开始求职,她才发现,不少企业希望应聘者有工作经验,最好入职后就能独立承担任务。
“父母和亲戚不断询问求职进展。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如果没有人愿意给我们第一份工作,我们又怎么获得经验?”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尚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一个让家人担心的人,也是一个在投出100多份简历后,开始怀疑自己能力的人。”但在抗议人群中,她发现,周围的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蟑螂党是唯一让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的存在。”她说。
这种挫败感并非个别现象。印度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3月发布的《2026年印度工作状况》报告显示,印度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但毕业生就业增长未能跟上。2004年至2023年间,印度每年新增毕业生约500万人,但每年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约为280万人。报告还显示,15至25岁毕业生的失业率接近40%。
钱峰分析,印度青年面临着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等结构性问题。一些高校课程更新和实践训练跟不上就业市场的变化,年轻人即使获得学历,也未必能找到与所学专业相匹配的工作。当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学历却不能兑现相应的职业期待时,失望便不再只是个人的感受。
2026年,考试公平问题为这种积累已久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出口。印度医学入学考试NEET-UG曝出泄题争议,考试被取消后重新举行;与此同时,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CBSE)十二年级考试也出现答卷错配事件。
韦丹特就是最初将考试错配事件曝光的考生。2026年5月,他发现,CBSE在成绩核查过程中提供给他的物理答卷并非自己所写。他把问题发到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随后,CBSE承认发生了答卷错配,并向他提供了正确的答卷。答卷纠正后,他的物理成绩从65分改为74分。
韦丹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围绕CBSE问题发声,让他看到公开表达能够带来改变。但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个学生最终获得了多少分,而是学生不应该每次遇到问题,都必须依靠一条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帖子,才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
7月25日,随着考试争议持续发酵,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宣布辞职。这是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也让部分参与者相信,集体行动能够迫使政府回应他们的要求。
阿迪娅也表示,年轻人必须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但她也清楚,街头行动不会直接带来一份工作,也不能保证她今后找到理想的职业。但在抗议现场,她不必独自解释自己的失败。“在这里,我们一起失败。”
印度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辞职时,“蟑螂运动”一度迎来高光时刻。这个从网络讽刺中诞生的青年社群,用数周街头抗议,将考试公平问题推上公共议程。几个月后,他们再次走上街头,矛头从考场转向选民名册争议。正如“蟑螂人民党”创始人阿比吉特·迪普克所说,“蟑螂运动”进入了“第二季”。
10月14日,一个名为“反对SIR人民联盟”(People Against SIR)的跨组织平台在新德里成立。参与者包括学生团体、农民组织、工会,以及关注妇女、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和少数族群等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迪普克也参与其中。农民领袖拉凯什·蒂凯特、律师普拉尚特·布山等人则被列为后续反SIR行动的参与者或受邀人士。
这一平台提出,反对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的行动不应局限于单一组织,而应由不同社会群体共同推动。原本以青年和考试公平为主要关注点的“蟑螂运动”,由此进入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动员网络。
10月23日,联盟发起新一轮街头行动。组织者还宣布,后续抗议计划将覆盖全国88座城市、18个邦、145个组织。由此,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争议不再只是少数青年组织提出的疑问,而是逐渐成为学生、农民和公民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公共议题。
与此同时,反对党也在推进自己的行动。印度国民大会党等反对党质疑“特别密集修订”可能损害选民权利,并要求选举委员会回应相关争议。国大党已定于11月1日在新德里的拉姆利拉广场举行集会,计划联合其他反对党继续施压,并通过地方会议和基层走访,联系选民名册中被删除姓名的人,帮助符合条件者重新登记,将相关问题纳入更大规模的反“特别密集修订”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