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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教廷对罗马的古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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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委任公社官员负责古迹保护。公社长期负责城市日常管理,也是古迹保护的传统执行者。教廷没有直接取缔公社,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逐步将公社官员转化为教廷的执行工具,表面上由公社保护古迹,实际上体现着教廷的意志。公社的市政官便是典型例证。市政官是公社的核心官员,在日常城市治理中执掌司法与经济纠纷裁决、监管城市公共财政、维持城内公共秩序,并负责签发各类重要的市政法令。1462年,庇护二世将保护古迹的职责委托给市政官,授权他们调查古迹损毁案件、拘禁违规施工工匠、扣押涉案财物。从表面来看,这极大地抬高了市政官作为城市传统管理者与古典遗产守护者的自主地位。实际上,市政官越是从严惩处古迹破坏行为,就越是在为教廷的意志背书,从而在潜移默化中确立了教廷对城市空间的绝对主权。1471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将拉特兰宫收藏的一批古代青铜像——包括著名的母狼、挑刺的男孩、卡米卢斯、君士坦丁巨像头部与手部——正式赠予罗马人民,并安放在卡皮托利山上的市政厅。此举极具象征意义,卡皮托利山原本是罗马公社反抗教权、主张共和自治的政治圣地,如今被降格为承载教廷恩典的博物馆式场所,公社的政治反叛性被悄然消解,沦为教廷意志的执行者。

最后,推行古迹挖掘许可证制度。为遏制非法挖掘行为,教廷规定所有发掘、采石活动必须提前申请许可证。此前,古迹挖掘许可证由街道与建筑主管和市政官共同颁发,但从尼古拉五世开始,街道与建筑主管的审批权限转归教廷财务院掌握,而市政官则继续保留颁发许可证的权力。教廷对许可证设置了详细规则。限定挖掘时长,短则二十天,长则一年;要求挖掘活动不得对公共建筑和古迹造成损害,施工后回填场地、恢复原貌,禁止危险的地穴式挖掘;挖掘所得的石材、古物需按规定部分上缴教廷财务院,公共区域出土物品上缴半数,私人领地则上缴1/3。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无证挖掘现象十分普遍。16世纪档案文献与史料记载的古物发现数量颇丰,而教廷财务院保存的登记册中收录的挖掘许可却寥寥无几,这一悬殊对比表明大量无证挖掘活动逃过监管。

整体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古迹保护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之中,其实践存在诸多短板,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其一,教廷自身奉行双重标准,一边颁布严苛的保护法令,一边为修建教堂、宫殿大肆开采古迹石材,法令的权威性被自我消解。其二,市政官在教廷政治收编的架构下,缺乏独立的政治权威,导致其在面对根深蒂固的利益网络时,难以真正履职。其三,挖掘许可制度在执行中因阶层差异、特权干预及私人领地监管缺位而漏洞百出,无证挖掘、拆解古迹为建材的行为始终未能被彻底遏制,诸多珍贵遗存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毁。不过,站在历史长河中来审视,这套带有先天缺陷的保护体系,却首次搭建起西方遗产保护的制度化框架,唤醒社会对古典文明的珍视,为后世文物保护立法与管理留下历史参照。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2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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