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台湾与大陆在地质时期就通过“华夏古陆”和“海峡陆桥”相连互通。秦汉以降，尤其是宋元至明清，闽粤等地先民迁居台湾，两岸往来持续深入，经久不衰。一批散落于海峡两岸的碑碣、墓志、祠碑与摩崖石刻，以其具体而微的铭文，记录了中华民族在海峡两岸绵延不绝的血缘亲缘、经贸往来与文化交融。海峡两岸石刻作为“同时资料”，是先民开发的历史坐标，更是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

海峡两岸石刻是两岸同宗同源、融合互动的实证文物，蕴含着丰富的交流往来资料，在家族乡族、价值信仰、商业经贸、法理统一等方面见证着两岸历史地理上的内涵与联系。

两岸石刻承载着家族乡族绵延的血脉谱系。2025年7月，泉州晋江新发现的一通清代碑刻，详细记载了清康熙年间迁台的垦殖大户张士箱一脉，其四个儿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出资重修晋江祖地“硕庵公小宗祠”一事，此碑正是“闽台一家亲”的实物见证。同类史实亦见于泉州洪氏大宗祠，祠内清代碑刻《劝捐建洪氏大宗祠序》为台湾兵备道洪毓琛亲撰，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族人跨海赴台请序劝捐，闽台两岸合计捐资9859银元（台湾宗亲捐800余银元），同治七年（1868年）宗祠落成，碑文兼载两岸捐银明细与建祠全流程。这类修祠碑刻证明，迁台成功后，在台湾站稳脚跟的家族，其首要事务之一便是回馈原乡，巩固根本，体现了血脉共同体的强大向心力。

两岸石刻呈现出价值信仰共同体的文化景观。北京孔庙现藏118通清代进士题名碑，其中22通镌刻有33位台湾进士之名。台南孔庙有一通“下马碑”，上书“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以示推崇儒学，崇奉孔子。两处石刻是两岸文脉相承的典型物证。闽台两地供奉的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开漳圣王等神祇，其祖庙皆在福建，台湾桃园大溪的福仁宫内，保留有清代《天上圣母祀典田业碑》，记录着漳州迁台先民的拓垦历史。这些石刻映证两岸同根同源、信俗相通。

两岸石刻勾勒出商业经贸往来的贸易网络。立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记载了清代海防衙署设置及泉州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史实，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进入制度化、繁荣化的新阶段。此碑是全国记载闽台对渡贸易的核心碑刻，文物和文献价值极高。除了官方的宏观架构，石刻也记录了微观层面的民间商业活动与社会共建。台湾鹿港等地的清代商会碑刻中频繁出现的“厦郊”“泉郊”等行帮组织名称，都揭示了以大陆原籍地为纽带形成的商业网络，如何主导并塑造了台湾早期的商业生态。碑铭连同契约、账册文书，共同印证了闽台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深度与广度。

两岸石刻昭示了法理统一推行的政治逻辑。台湾澎湖天后宫内保存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碑，号称“台湾第一古碑”，记载了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至天启四年（1624年）间沈有容率水师成功逼退荷兰殖民首领韦麻郎，是中国官方力量在台湾宣示主权、保卫领土的石刻记录之一。福建泉州永春文庙内藏有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重建永春县学宫碑记》，碑文所记“藩我九闽”，是福建与台湾当时同属一体的铁证，反映了海峡两岸难割难分的地缘、政缘关系。

海峡两岸的石刻遗迹构成了一个庞大、多元且相互印证的“历史证据集群”。阅读这些石刻，犹如阅读一部生动、具体、充满温度的两岸共同史。

如今，以石刻为纽带的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已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生动格局，共同推动着两岸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融合。

在学术研究与文化寻根层面，石刻作为历史文献，用于阐释共同的历史渊源。围绕北京孔庙清代进士题名碑拓片所开展的系列活动，广受关注。自2013年起，这组包含台湾进士名字的珍贵拓片，就赴台参加“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巡展，并由此促成汪春源、丘逢甲等进士在两岸后人的首次座谈会。活动将冰冷的碑刻转化为温热的家族记忆与学术议题，实证了文化制度的同源性。台湾学界对此亦有深厚积淀，比如，何培夫主编的《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为两岸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

在艺术共创与专业对话层面，展览与竞赛成为技艺互鉴的核心平台。最具代表性的是已连续举办十届的“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作品展”，第十届于2025年9月在福建博物院盛大开幕，创新性地设立了“现场创作比赛”，让两岸金石篆刻艺术家同场切磋。两岸同胞在专业技艺的深度交流中，夯实了共同的艺术传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