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先生的《大河之诗：韩愈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大河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部以韩愈及中唐文人群体为讨论对象的新著。该书立足文学本位，采取诗史互证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在细致解读韩愈诗文的基础上，广泛勾连韩愈与孟郊、张籍、李翱等中唐文人的交往与诗文互动，由个人及群体，由文学而时代，呈现出“韩愈和他的时代”的多重面貌。全书也较为贴合北京大学出版社“启笛”书系“轻学术”的特点，在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同时，为读者进一步理解韩愈及中唐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起韩愈，我们可能会想到苏轼对他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为这样一位经历丰富，在思想、政治、文学、教育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的士人作传，并非易事。而《大河之诗》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作者富有诗意的语言、对诗歌文本的细致解读，以及蒙太奇般的叙事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大河之诗》读来少有艰涩感，颇为引人入胜。

作为一部文学家传记，作者对诗歌文本的解读尤见功力。如评《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在诗意串讲之后，作者敏锐地拈出“燖”“炰”“煨”“爊”等烹调术语所形成的陌生化效果，以及“山狂”“谷恨”“神焦”“鬼烂”等语言的狂欢，由此透视韩愈对“残酷和暴力”的书写，最后不无诗意地总结说：“只因他行过高大的冰山，他也见过野火在地底下奔突。”对韩愈奇谲险怪的名作的解读既有学术性，又不乏美感。

全书章节标题的设置同样颇具文学性。作者拈出各种与韩愈诗文、艺术相关的关键词作为标题，有的会让人在脑海中迅速唤起阅读记忆，如“三个善鸣者”“为历史学声辩”等；有的充满象征意味，如“抛青春”“同命鸟”等；也有的让人会心一笑，如“老友记”“一个大摩羯”等。不同类型的标题与全书叙述方式相互呼应，可见作者在结构上的精心构思。

传记体著作天然的结构方式，是以时间为纵向线索，再横向勾连不同时间点传主与其他人物的交往。其好处是线索清晰，但处理不当，也容易流于琐碎。《大河之诗》在此基础上另作安排：全书整体仍以时间为章节架构，各章内部则由若干文人生命的瞬间组合而成，每节自成段落。读者随着作者的讲述，穿梭于韩愈、孟郊、张籍、李翱、贾岛等人的生命时空之间，由此形成近似蒙太奇的叙事效果。

比如，孟郊之死是“同命鸟”一节的主要内容。但在此前写张籍眼疾的“失明症患者”一节中，作者已经写到张籍视力恢复后与韩愈同游城南，并由韩愈“忽见孟生题竹处，相看泪落不能收”（《游城南十六首·赠张十八助教》）一句，引出孟郊去世两年后韩愈与张籍对故人的追怀。这里形成了一种预叙效果：读者先接触孟郊之死留下的悲哀，而后才看到事情的始末。其后的“李杜”一节，又由张籍与韩愈同游再次提及此诗，形成追叙，使故人谢世的余响延续到后文。从吃惊到正视，再到追忆，这种情感流动，也与韩愈面对孟郊之死的情感过程形成呼应。

这种生活剪影式的结构，使同一事件得以从不同人物、不同时间和不同视角反复呈现，同时钩织出草蛇灰线般的情感线索，也构成该书区别于一般传记叙述的特点。当然，这种章节安排在增强文学性和阅读感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连续的时间线索。若能在书后附录以韩愈为主线、兼及其他文人的简要年谱，或可发挥传统传记在历史事件呈现方面的优势。

《大河之诗》另一个给人印象较深的特点，是作者对文人关系及文学史细部的观察。韩愈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的重要作家。文学史一般以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作为两条重要线索描述中唐诗歌格局。这种经典的叙述方式固然能够提纲挈领，却也容易遮蔽一些无法简单纳入诗派划分的文学现象，比如张籍。

作为韩愈的学生与友人，张籍自然容易被放入韩孟诗派的脉络中考察。但作者注意到，张籍的诗歌风格反而更接近白居易，并进一步指出，促成韩愈与白居易诗歌交往的关键人物正是张籍。这一观察使原本泾渭分明的诗派图景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联系。至于韩愈与白居易的关系，全书结尾还留下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何韩愈去世后，刚刚回到洛阳的白居易没有明显的悼念之举，甚至似乎还写诗批评了韩愈？这些问题并未在书中被简单定论，而是随着人物交往的展开，进入文学史内部，为读者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