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两千五百元。”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冲破千难万险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不久，毛泽东写下这封借款信，向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求援，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接到信后，徐海东毫不犹豫地从部队仅有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至中央红军。

许多人在读到这段往事时，忍不住会问：红二十五军这支走完近万里长征的年轻队伍，为何还有“余粮”？

带着这个追问，我们循着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足迹，来到他们最初成长和出发的地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初秋时节，大别山的风已经有了些许凉意。记者来到信阳市新县，这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

探访的重点，是鄂豫皖红色金融文化展览馆。关于“钱从何来”，这里留存着不少珍贵史料。

展馆内，一张纸币引起记者注意。大小不过方寸、币面已经泛黄，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成土地革命”等字样依然醒目。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中，这张纸币引领我们穿过历史迷雾，缓缓接近答案。

1927年后，国民党统治下的鄂豫皖边区经济衰落，民众生活困苦。1930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筹措军需、恢复经济、稳定市场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年，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在湖北黄安（今湖北红安）七里坪设立。

到了1931年，银行随根据地党政机关迁至新集镇，即今日的新县，更名为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次年，银行又与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称“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

关于银行的运行，记者曾在河南省档案馆查阅到一份资料，是红四军于1931年7月写给中央的报告，里面写道：“我们的银行已建立起来，初次可发五千元票子，农民很喜欢用……待信用建立起来后再发第二次。”

中国人民银行新县支行原副行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县监管支局退休干部吴晓波，对这段金融史做了大量研究。他介绍，从1931年夏至1932年10月，苏维埃银行先后发行了4种纸币、11个券别，以及2种银币、2种铜币，总量约6万元。

陈列于鄂豫皖红色金融文化展览馆内的这张纸币，就出自苏维埃银行。“虽然面值不大，但它见证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早的金融实践。”凝视纸币，吴晓波轻轻地说。

展览馆内的许多史料向我们讲述，当年，苏维埃银行还发放贷款、代理金库、组织贸易、调拨资金。各县银行、区乡信用社和经济公社的良好运转，把集市、农户和部队紧紧连在了一起。

这些早期金融探索为根据地发展及后续红二十五军长征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的经济组织经验。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维埃银行随后停止运营。幸运的是，根据地经济公社继续运转，维持商贸。不久，留在当地坚持游击的红军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根据地组织经济、筹措供给等金融发展经验，也在实践中延续下来并影响着红二十五军的发展。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牛珂珂介绍，红二十五军的后勤组织体系非常完善，“1934年以前叫经理处，后来改为供给部，设有财务科、军需科、粮秣科、被服科、军械科、管理科等6个科室”。

完善的后勤组织成为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的重要支撑。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多名将士从信阳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启漫漫长征路。史料记载，出发时战士们每人只带了3天干粮、两双草鞋，后续供给均是一路筹措。

离开新县，记者来到南阳市桐柏县新集乡磨沟村。桐柏山区凉爽的秋风，穿过87岁村民孙道海家的门堂。

老人小心翼翼拿出一样“传家宝”——一枚“袁大头”。“父亲说，当年红二十五军越过平汉铁路来到桐柏山区，路过我们村子，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粮食也是按价支付钞票或者银圆。”孙道海慢慢回忆，“这块银圆就是红军当年留下的。”

一路战火，一路艰辛。我们已无法详细了解红二十五军是怎样在长征中积累下了7000元“家底”。但从7000元中拿出的5000元，确实解了中央红军的过冬之急。

钱送到后，毛泽东以信代据。原红二十五军经理处会计科副科长傅家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看到毛泽东回信时的情形——徐海东拿起桌上的一封信，递给我，激动地说：“老傅，毛主席回信啦，还表扬我们哩！”“这封信是对我们的鼓励。没有专门收条，这就是收条，你要好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