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们熟悉的罗盘，中国古代还有其他磁性指南工具。宋末元初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记载了木刻指南鱼、指南龟。木刻指南鱼是把一块磁石塞进木鱼腹里，让鱼浮在水面，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初。指南龟亦是腹中有磁石，将木龟固定在尖顶竖轴上，龟的首尾分别指示南北。不同于《武经总要》中指南鱼用于行军辨向，《事林广记》将木刻指南鱼、指南龟列入“神仙幻术”条目，说明这二者当时主要作为魔术器具。

指南针和罗盘的发明有助于确定航船在海洋上的位置，对世界航海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宋代以降，中国的海上交通迅速发展，这与罗盘的广泛使用有关。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技术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

北宋晚期朱彧的《萍洲可谈》最早记载了指南针用于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南宋时期，赵汝适的《诸蕃志》写道：“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反映了航海罗盘逐渐普及化。

远洋航船上，通常会安排专人在“针房”里观察罗盘、判断航向，这些人被称为“火长”。火长的判断对航行安全至关重要，因而会选择航海经验丰富的人担任。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

辽宁大连营城子元代墓葬中出土的白釉褐彩针碗（旅顺博物馆藏），是元代航海使用指南针的实证。碗外底圈足内有墨书“针”字，内底以褐彩绘一根细线贯穿三点，看起来像一个“王”字。

专家研究认为，三点代表三枚灯芯草浮漂，中间细线代表磁针。使用时往碗内注水，将插有灯芯草的磁针浮于水面，浮针与碗内底“王”字形相对照以确定方向。先将“王”字形的竖线对准船身中心线，当船转弯变向时，磁针和细线就会形成夹角，显示航向变换的角度。当磁针与细线呈十字交叉时，细线指的就是东西方向，而磁针指示南北，这样就能确定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航海人员将长年穿行于风浪中积累的航路经验总结为“针经”“针路”。罗盘针路是根据航海实践中的记录，把每到一地的针位连接起来，标注在海图上，形成一目了然的导航路线。明代《郑和航海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延伸到东非沿岸，航图上记载了500多个地名，并绘有针路。明代学者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云：“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海道”。古人用“更”来计量航程，用测水深（托为计量单位）的方法来避开暗礁和浅滩，依靠指南针指示的方位来确定航道。这体现了明代航海技术的成熟，指南针已由简单测向发展到用于标示航线。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研究认为，指南针和罗盘最早出现在中国，旱罗盘可能与浮针罗盘（水罗盘）一起在12世纪时传到欧洲，但在西方，后者很快就被前者所取代；而在中国，浮针罗盘直到16世纪中叶仍普遍用于堪舆和航海。此后，意大利的罗盘盘面作为旱罗盘的附件传播到了东亚。13世纪阿拉伯文献中提到用漂浮的鱼形铁片寻找航向，很可能源自中国的指南鱼。

指南针及罗盘的应用，提高了航海的安全性，推动了远洋航行的普及，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水浮磁针罗盘到轴支式旱罗盘，再到适应蒸汽轮船的液体罗盘，乃至不依赖地磁作用的陀螺罗盘，罗盘的演变不仅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技术发展，也折射出人类奔赴星辰大海的雄心和不断开拓创新的智慧。

如今，高精度、智能化的电子导航系统已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应用。然而，传统罗盘并未完全退出时代舞台，仍然运用于交通航运、地质勘探、军事科技等领域。现代远洋船舶均配备磁罗经，民用航空器也配有磁罗盘，作为电子导航失灵或卫星信号受干扰时的导航设备，筑牢航行安全底线。作战无人机亦装备简易指南针，通过机载摄像头读取罗盘指针数据，在有电子干扰的复杂战场环境中仍能保持准确航向。

传统手工罗盘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匠心，在当代依然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各地通过建设罗盘博物馆、开发工艺品和文创品等方式，让传统文化传承赓续。安徽休宁万安镇至今仍是传统手工罗盘的制作中心，“万安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从浮于盘中的小小磁针，到高悬太空的北斗卫星，千年来，技术不断进步，而中国人乘风破浪、开拓进取的精神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