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笛卡尔和洛克等人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文人们普遍认为视觉代表的是理性和文明，而嗅觉则代表疯癫和野蛮。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宣称：“在被称为五种感官的所有官能中，视觉无疑是最为高贵的。”视觉凭借其与理性、真理的紧密关联，从诸感官中脱颖而出，跃升为“高级感官”，从而导致“我看见”逐渐取代“我明白”。“眼见为实”开始被赋予超越纯粹理性思辨和文本权威的说服力，而“道听途说”愈益失去人们的信任。正如瑞士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所总结的那样，“启蒙时代正是这样一个世纪，它以清晰锐利的理性光芒来审视万物，而理性思维的运作过程恰与观察之眼的运作过程极为相似”。

启蒙文人对视觉的推崇，远不止于哲学或科学领域，也渗透进国家治理的场域。启蒙时代的欧洲统治者们通过安装街道照明设施、统计人口和制作地图等方式，增强“国家之眼”对社会的可见度，以达至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清楚”“明晰”“透明”这样的视觉性概念。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正是透视法与图像理论。透视法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技法，它把所有事物集中于观察者的眼睛，就好像从灯塔所发散出来的光束一般，不过光线并非向外射出，而是从事物的外部向内进入观察者的眼中。透视法将眼睛变成可见世界的中心，所有事物都收敛于观察者的眼睛之中。与透视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图像理论。被伏尔泰称作“不朽的著作”的《百科全书》是18世纪欧洲文化的里程碑，它由17卷文本和11卷插图以及7卷增补和图表构成，其中插图有2885幅。这些插图是知识的“视觉工具”，让人们得以“看见、想象和获取知识”。透视法和图像理论体现出启蒙理性对秩序和清晰的追求，它们不仅决定了人们“如何看”世界，更深刻地影响到“如何治理”世界。

为彰显王权、维护治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任命尼古拉斯·拉雷尼为巴黎总警长，负责巴黎街道照明系统的建设工作。1667年，巴黎市政当局在九百多条道路上设置近三千盏街灯。街灯固定在横跨街道中央的缆绳上，宛若一个个小太阳，象征着“太阳王”路易十四。此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纷纷效仿巴黎，建设街道照明系统。这些城市从“黑暗之城”变为“灯火之城”，使城市夜间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而且城市中的夜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此外，路易十四通过批阅国家文书的方式，将国家信息尽收眼底。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和约瑟夫二世这些启蒙时代声名显赫的统治者们亦是如此。

与此同时，绘制地图也受到统治者们的青睐。1679年，路易十四下令绘制一张更加准确的法国地图，但直到1744年才完成。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在终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特勒支会议上，法国和西班牙在地图上明确划分各自边界，以保日后相安无事。英国先后绘制苏格兰（1747—1755）、魁北克（1760—1761）、孟加拉（1765—1777）和爱尔兰（1778—1790）等地的地图，并在18世纪末对其本土进行勘测。由此，一种成熟且影响深远的“视觉体制”得以建立，极大地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

从印刷文化的勃兴到科学理性主义的散播，再到国家治理的强化，视觉感官的崛起折射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印刷文化取代口语文化，意味着听觉的式微和视觉的崛起；观察方法的强调和视觉化权力体系的构建，更进一步助力视觉在感官序阶中跃居首位，至今仍是我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