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罗伦萨不同，威尼斯的统治权归属贵族共和议会，城邦治理目标是消弭阶层隔阂、维护共和制稳定。这一诉求造就了威尼斯均质化、公共化的气味政治特征。仪式的具体执行人员是威尼斯的三大行会集体代表：药剂师行会负责调配芳香树脂、制作香丸；木工行会负责制作大型香炉、芳香烟雾扩散辅助装置；圣马可大教堂的教士团负责在仪式中焚烧香料、摇晃香炉。从香料采购到仪式布置的每个环节都不允许私人干预，充分体现了共和体制的集体权力逻辑。

威尼斯彻底重构了香料的属性，将原本属于权贵的稀缺香料，定义为城邦集体资源，统一存放在圣马可大教堂仓库。在所有重大公共仪式中，威尼斯实行全城均匀的芳香覆盖。根据马里诺·萨努多《日记》记载，1501年总督就职典礼的游行路线，从圣马可广场核心仪式区，到贵族廊道、普通民众的聚集区，甚至外国使节的临时观礼台，人们闻到的香气浓度、香型种类都完全一致。仪式高潮环节，总督还会将主祭坛前焚烧后的香灰分发给周围民众，把城邦公共香气延伸至私人生活。在1503年圣马可节游行仪式上，嗅觉布置更是采用了水陆联合的全域化策略，安息香、杜松、乳香等焚烧后的芳香烟雾沿着运河水面一直扩散到所有区域，即便是在广场边缘，或在运河对岸观看仪式的民众，也能获得与贵族完全一致的嗅觉体验。

这种均质化的感官设计，承载着威尼斯政府鲜明的共和政治理念，持续强化城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一方面，威尼斯通过无区隔的芳香体验刻意弱化贵族特权，让所有民众共享同等的公共感官秩序。另一方面，威尼斯的恶臭管制范围覆盖整个城邦，对贵族宅邸、商业港区、平民街区的异味污染实行无差别整治，有效消解了社会对立，为威尼斯数百年的政治稳定提供了隐性的感官支撑。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气味政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6至17世纪，伴随着三重结构性变革的叠加冲击，气味政治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近代科学颠覆了瘴气理论。1546年，医生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在《论传染》中提出微粒传染学说，认为瘟疫源于病原接触而非污浊空气。气味与凶吉、健康、政治秩序相关联的感官隐喻彻底失效。净化气味不再被视作安邦治民的政治举措，公共仪式的芳香布置沦为单纯装饰。二是新航路的开辟，瓦解了香料垄断体系。达·伽马直达印度的远洋航线开通后，葡萄牙、荷兰等新兴海洋强国掌控了东方香料原产地与贸易通道，大量香料绕过地中海涌入欧洲市场。摆脱了奢侈品属性的香料不再具备展演权力的符号价值。三是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了感官治理模式。印刷术的普及，提升了全民识字率，传单、法令等成为主流传播媒介。相较于感官柔性规训，法治化、制度化的刚性治理模式更适配新型国家的管控需求。

1569年，教皇庇护五世下诏册封科西莫一世为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家族无需再依靠感官温情弥补法理正当性；16世纪的威尼斯则深陷奥斯曼军事威胁压力，均质芳香的凝聚力随着“威尼斯神话”的破灭而式微。尽管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气味政治生动诠释了意大利城邦的多元治理智慧。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各具特色的气味政治实践，深刻印证了嗅觉感官并非单纯的生理体验，而是被赋予了道德与权力的内涵。通过管控城市气味景观、规范香料使用等级等手段，城邦统治者巧妙地将嗅觉治理纳入公共治理体系，由此建构起感官体验与社会秩序、政治认同的深度同构关系，为我们从感官史视角解读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治理、权力构建和文明转型提供了新维度。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