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江苏省首个中匈合作办学项目——“南通大学-潘诺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正式启动；同日，黑龙江科技大学智能工程国际学院正式揭牌，成为该校首个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办学总规模1500人。教育对外开放浪潮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遍地开花，为学子打开国际化求学的新窗口。

一边是中外合作办学供给持续扩容；另一边，合作稳定性和办学质量问题受到关注。受国际形势变化、合作方战略调整等影响，近年来部分机构和项目停止招生、终止合作或调整办学安排，部分在读学生学业受到影响；“花钱买文凭”“低分上名校”等争议也不时出现。

目前，经教育部批准的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超过1700个，涉及200多个专业。行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的关键阶段。什么是高质量的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如何甄别优劣？各方应如何协同发力？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多位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者与专家学者，探寻行业破局之路。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目前，国内中外合作办学主要分为独立法人合作大学、校内非独立法人二级学院和专业合作项目等类型。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王小青介绍，独立法人合作大学如西交利物浦大学等，拥有完整法人身份，办学自主权高，通常地方扶持力度大；非独立法人二级学院如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伊利诺伊工程学院等，扎根中方高校，可共享校内学科与管理资源；专业合作项目如北京理工大学-英国雷丁大学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灵活度高，可聚焦细分领域，更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高等教育学专业主任、教授黄福涛补充说，模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独立法人机构适合系统性推进教学改革，但对办学财力、治理能力要求很高；二级学院可以高效嫁接境外课程资源；而专业项目办得好不好，核心看中外双方是否有实打实的师资、课程投入，不能只依靠合作院校的响亮名头。

西交利物浦大学成立于2006年，目前已办学20年。该校执行校长席酉民表示，不少中外合作办学停留在简单移植海外课程、实施英文授课的“引进模式”，把引进的境外课程当作固化的“成品”直接平移落地，无视本土化改造的必要性，也无视时代变迁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和教育技术升级。面对全球教育重塑的迫切要求，新时代高质量办学需要保持自我革新，时常审视外部社会的变化，反观自身培养体系能否适配未来，不能固守创办之初的方案止步不前，也不能简单照搬境外现成的教育产品，应当追求中外优势互补，实现“1+1＞2”的融合效应。

围绕这一目标，西交利物浦大学搭建起“专业精英教育”“行业精英教育”“产业创新生态”“未来终身学习和创新型社会生态”四类互补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外合作办学要共同生成适配AI时代、契合我国发展需求的教育新方案。”席酉民说。

这一变化也折射出行业发展方向的转变：评价中外合作办学，不能只看重“引进多少境外资源”，更要注重资源消化、融合与本土再造的水平。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常务理事马舒建正在推进科技传播中外合作项目。他认为，轻量级专业项目同样可以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径。“学习如同吃饭，不能把数日的口粮压缩到一顿暴食。学分完成，不等于能力真正长成。”马舒建说，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能只以让学生获得一纸文凭为目标，还要借外力补齐国内学科短板，沉淀本土师资课程，完成从简单“搭桥”到自主“种树”的转变。

“中外合作办学的终极价值，是依托跨国合作，探索面向未来的育人范式。”席酉民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变动的当下，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桥梁。它的意义早已不局限于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更要依托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回应时代教育命题，产出能够被世界认可、可共享的中国教育经验与智慧方案。

一纸文凭只是入场敲门砖，学生的学习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才是立足长远的核心竞争力。多位专家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想要摆脱“重引进、轻融合”的困境，需要办学主体、政策监管、社会公众三方同向发力。

“找准定位，是办学主体一切工作的起点。”席酉民直言，当下仍有部分高校跟风合作办学项目，看见同行兴办便盲目跟进，甚至依托中介牵线仓促立项，从源头就埋下了隐患。办学者首先要想清楚“为什么办”，拒绝追逐热点。在此前提下，遴选和本校办学定位、学科相匹配的境外合作伙伴，搭建稳定可持续的治理架构与运行机制，保障课程、师资等资源实打实落地。